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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淳庚午年，我从淮河沿岸回到杭州，延平的廖公看到我的着作后十分认可，以礼相待，把我请到家中，让我为他的子弟校对《资治通鉴》，我为此写了《雠校通鉴凡例》。
廖公又把我推荐给贾似道丞相。
德佑乙亥年，我在江上从军，所提建议总是不被采纳，不久军队溃败，我从小路回到家乡。
丙子年，浙东地区开始骚乱，我前往越州新昌避难，老师和随从也跟着去了，家眷因此得以幸免，但我的书稿却丢失了。
战乱平定后我回到家中，又重新购买了其他版本继续作注，开始把《考异》以及我所做的注释分散融入到《资治通鉴》的相应文字之下；历法、天文方面的内容，则按照《目录》所记载的，在旁边附上注释。
一直到乙酉年冬天，才最终完成全书的注释。
书中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地名的异同、州县建置的离合变化、制度的沿革损益，都详细地阐述了原因。
像《释文》中错误荒谬的地方，我都加以改正，还写了《辩误》十二卷。
唉！
为《汉书》作注的人很多：晋灼汇集服虔、应劭的释义，并辨析其恰当与否；臣瓒汇总各家的说法，并用自己的见解进行反驳。
到了颜师古新的注解，又讥讽服虔、应劭的注解疏漏紊乱之处很多，苏林、晋灼的判断太少，指责臣瓒的注解有差错，诋毁蔡谟的注解相互矛盾，自认为已经穷尽根源，融会贯通，精心诠释，不再有遗憾；然而刘氏兄弟对颜师古的批评，就如同颜师古批评前人一样。
人很难察觉到自己的不足，前人注解的失误，我能看出来，可我自己注解的失误，我却无法察觉。
再者，古人注解书籍，文字简洁但意思明了；如今我所作的注解，虽然内容广博，但要做到简洁，我还没能做到。
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学问精深的儒者和老师都相继离世，我已经无从请教订正。
有人鼓励我去北方学习，唉，我确实有这个志向，然而我已经衰老了！
在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中，经常引用以下几人的注：师古：通常指颜师古。
颜师古是唐代着名的经学家、史学家，他在经学、史学、训诂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
胡三省常引用颜师古的观点、注释来解释字词、地名、典章制度等内容，借助颜师古的学术成果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资治通鉴》中涉及的历史知识、文字含义。
例如对一些汉代的地名、官名等进行解释时，就会引用颜师古对《汉书》的注疏内容，因为颜师古曾为《汉书》作注，其对汉代相关知识的阐释具有权威性和重要参考价值。
裴松之：南朝宋时期的史学家，以注《三国志》而闻名。
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广采博引，补充了大量史实，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更加丰富全面。
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常常借鉴裴松之的观点和补充的史料，以深化对三国时期历史的阐释。
比如在涉及三国人物事迹、历史背景等内容时，会引用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使读者能获取更多的历史细节和不同视角的解读。
杜预：西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他着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左传》作为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对研究先秦历史至关重要。
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中相关的先秦历史部分，以及涉及《左传》中的典故、礼仪、制度等内容时，经常引用杜预的注解。
杜预对《左传》的解读和阐释，为胡三省理解和注释相关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帮助读者理解春秋时期复杂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以及背后的文化制度。
司马贞：唐代史学家，着有《史记索隐》。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若涉及《史记》中记载的人物、事件、制度等，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有相关解读时，会引用司马贞的观点。
通过引用司马贞对《史记》的注释，能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理解《资治通鉴》中所涉及的早期历史内容，丰富对历史的认知。
张晏：东汉时期学者，曾为《汉书》作注。
《汉书》是记载西汉历史的重要典籍，胡三省在注释《通鉴》中与西汉历史相关的内容时，有时会引用张晏对《汉书》的注解。
张晏的注释对《汉书》中的字词、史实、典章等进行了解释，胡三省借助这些解释，帮助读者理解《通鉴》中相关西汉历史部分的疑难之处。
：（）胡三省资治通鉴通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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