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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西南郊，疗养院。
这片区域是柏林最安静的地方。
施普雷河的一条小支流从这里蜿蜒而过，两岸是高大的橡树和椴树，树冠在秋日的阳光下交织成一片金黄和深绿。
没有工厂的烟囱，没有电车的叮噹声，只有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的鸟鸣。
路的尽头是一栋灰白色的三层建筑，窗户很大，每一扇都朝著南边，阳光从早到晚都能照进来。
院子里有几棵老苹果树，树下摆著几张长椅，一个穿灰色毛衣的老人正坐在其中一张长椅上。
老人是列寧同志。
他今年六十五岁。
头髮全白了，比他一九一七年回俄国革命时白了许多，也稀疏了许多。
那年秋天他来到柏林，原本只是治病。
弗赖堡大学的神经科专家说，他需要休养，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地工作。
列寧说，好，我休息几个月。
然后几个月变成了几年，几年变成了十几年。
苏联那边，史达林和托洛茨基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虽然两个人经常吵架，但国家至少没有乱起来。
列寧起初还通过电报和信件指导工作，后来渐渐放手了。
不是不想管，是管不动了。
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再像年轻时那样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允许他再为某个决议跟同志们爭得面红耳赤，不允许他再坐火车穿越半个欧洲去参加一个会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您的茶泡好了。”
一个女声从身后传来。
是他的护士，叫埃尔娜，她端著一个托盘，托盘上放著一杯红茶、一小碟饼乾和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餐巾。
列寧从她手里接过茶杯，捧在手心，茶的温度透过陶瓷杯壁传到他的手掌上，暖洋洋的。
“埃尔娜同志，今天有客人来吗？”
“有，韦格纳同志下午要来。
还有，法国的让诺同志昨天到了，住在二楼。
他说下午来找您。”
疗养院的生活是安静的，但並不寂寞。
一九二零到一九三零年，隨著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继成功，一批老同志也陆续来到了柏林。
有的来看病，有的来开会，有的来学习，有的来了就不想走了。
德国的医疗条件全世界最好，柏林的供应比莫斯科丰富，而且这里聚集了全欧洲的社会主义精英——是在革命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从枪林弹雨里钻出来的老傢伙。
他们凑在一起，比年轻人还热闹。
住在二楼的是法国的夏尔·拉波波特，七十二岁，比列寧还大七岁。
他是法国共產党的创始人之一，革命成功后担任过一届国民议会议长，后来因为身体原因退了休。
他习惯每天早晨起来先沿著花园走三圈，然后坐在门廊下读报，读到有趣的地方就大声念出来，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但两个人总能聊到一块去。
三楼住著义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但他在一九三一年去世了，房间一直空著。
列寧每次路过那间房门，都会停一下，站几秒钟，然后走开。
他和葛兰西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每一次都谈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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