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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足以一举攻克魏国城池，实现兼并天下的雄心。
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东吴群臣的一致反对，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谏，认为“数出罢劳”
，频繁的战争已经让国家和百姓不堪重负，不宜再大举兴兵。
中散大夫蒋延更是冒死固争，当面反驳诸葛恪的北伐计划，却被诸葛恪强行扶出朝堂。
为了说服众人，诸葛恪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阐述自己的主张，他在文中写道：“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
昔战国之时，诸侯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
恣情从怀，惮于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
他以战国时期各国因苟安而被秦国兼并的历史为例，强调只有主动进攻、兼并天下，才能使东吴长治久安。
然而，这番言论看似有理，实则忽视了东吴与魏国的实力差距，更无视了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狂热与偏执。
建兴二年（公元253年）三月，诸葛恪不顾众议，强行在各州郡大举征兵二十万人，发动了东吴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北伐战争。
如此大规模的征兵行动，导致“百姓骚动不安”
，大量农田荒芜，社会秩序动荡，诸葛恪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民心。
同年四月，诸葛恪率领大军攻打淮南，起初取得了一些小胜，劫掠了当地部分百姓。
此时，部将建议诸葛恪：“大军深入，百姓必然躲避战乱而逃走，不如只围困新城（今安徽合肥西），魏兵必来救应，然后围城打援，可一举多得。”
诸葛恪采纳了这一建议，率领大军回师，将新城团团围住，企图通过围攻这座城池引诱魏军主力前来，再予以歼灭。
然而，诸葛恪严重低估了魏军的防守能力和新城的坚固程度。
魏将张特坚守城池，凭借城防工事顽强抵抗，吴军多次发起猛攻，均被魏军击退。
诸葛恪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却没想到新城久攻不下，战争陷入了僵持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逐渐炎热，吴军士兵长期围城，疲惫不堪，再加上军营饮水不干净，导致军中疫病流行，“士卒病倒超过半数”
，军营中到处都是伤病士兵的呻吟声，士气极为低落。
面对如此困境，诸葛恪不仅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反而因为“耻于攻城不下”
而怒形于色，变得更加暴躁易怒。
将军朱异对围城策略提出了不同意见，诸葛恪当即大怒，剥夺了他的兵权；都尉蔡林多次向诸葛恪陈述用兵计谋，希望改变战术，却始终不被采纳。
蔡林见诸葛恪刚愎自用，战机尽失，深知此战必败，于是愤然策马投奔魏国。
蔡林的叛逃，让魏军完全掌握了吴军的虚实，得知吴军士兵疲惫染病、战斗力锐减的情况后，魏国立即派遣大军前来救援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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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魏军援军逼近，吴军已无力再战，诸葛恪不得已下令退兵。
在撤退途中，吴军士兵病死者、逃死者不计其数，“全军上下痛心哀叹，士气低落”
，原本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最终活着返回东吴的寥寥无几。
然而，诸葛恪对此却安然自若，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试图隐瞒兵败的真相，故意拖延回程，打算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屯田驻守，逃避朝廷的追责。
直到征召他入朝的诏书接踵而至，他才极不情愿地慢慢班师回朝。
新城惨败给东吴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损失了大量兵力和物资，更让诸葛恪彻底失去了民心和朝臣的信任。
“从大臣到百姓都对他感到失望，怨念顿生”
，曾经对他引颈相望的百姓，如今对他避之不及；曾经支持他的朝臣，也纷纷对他产生了憎恶之情。
同年八月，诸葛恪率军返回建业，刚回到府邸，他便召见中书令孙嘿，责问其不该几次下诏书催他退兵，孙嘿吓得魂飞魄散，不久后便称病辞官。
诸葛恪的这一举动，进一步激化了他与朝臣之间的矛盾，也让他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孤立。
新城惨败的根源，在于诸葛恪性格中的致命缺陷。
正如邓艾所评价的那样：“诸葛恪刚刚执掌国政，而朝内又没有明君可以依附，他又不知体恤上下臣民，穷兵黩武而不爱惜百姓，举倾国之力伐魏，困顿于坚城之下，死者数万人，却载祸而归，这就是诸葛恪即将获罪的原因。”
他的刚愎自用、轻敌冒进、不善纳谏，以及对生命的漠视，最终导致了这场惨败，也让他从权力的顶峰迅速跌落，一步步走向了灭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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