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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焉去世后，益州的局势再度陷入动荡。
其麾下重臣赵韪、王商等人认为，刘焉三子刘瑁有“狂疾”
，不堪大任，而幼子刘璋“温仁懦弱”
，易于掌控，遂共同上奏朝廷，推举刘璋为益州刺史。
朝廷顺水推舟，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氏父子的益州割据基业，就此由刘璋继承。
然而，刘璋的才能远不及刘焉，既无法震慑益州豪强，也无法应对外部威胁，最终在建安十九年（214年），被刘备击败，开城投降，刘氏父子二十余年的益州基业，就此覆灭。
功过是非：乱世枭雄的历史定位与深远影响刘焉的一生，是东汉末年宗室官僚在乱世中寻求自我救赎的缩影，也是地方割据势力崛起的典型代表。
后世对其评价多为负面，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其“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
，范晔在《后汉书》中评其“土地广大则生骄奢，财富充裕则起僭越”
，王夫之更是直言其为“狂妄之人”
，窃据要地，意图偷安。
这些评价皆指出了刘焉的野心与僭越，却也忽略了其在乱世中的政治智慧与对历史的深远影响。
从个人能力来看，刘焉绝非庸碌之辈。
他洞悉东汉政治的弊病，提出“废史立牧”
的建议，虽为一己之私，却精准地抓住了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趋势；他借乱入蜀，以宽惠收民心，以铁腕除异己，以张鲁断要道，短短数年便掌控益州，建立起稳固的割据政权，其政治手腕与权谋算计，在汉末群雄中堪称上乘。
而其失败的根源，并非能力不足，而是野心过度膨胀：联马腾谋夺长安，是其脱离益州天险、妄图染指中原的冒进之举；僭越制造乘舆车具，是其急于称帝、忽视舆论与天命的短视之策，最终落得丧子殒命的下场，实为咎由自取。
从历史影响来看，刘焉的最大贡献，亦是最大“罪过”
，便是提出并践行了废史立牧制度。
这一制度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东汉的地方行政体系，将原本分散的地方权力集中于州牧之手，虽在短期内起到了平定地方叛乱的作用，却也让州牧成为事实上的地方君主，为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此后，袁绍、曹操、刘表、孙策等群雄皆以州牧身份割据一方，东汉王朝名存实亡，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这一切的开端，皆源于刘焉的那一道奏折。
可以说，刘焉以一己之议，加速了东汉的灭亡，也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而刘焉对益州的经营，亦对巴蜀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入蜀后，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吸引了大量中原百姓避乱入蜀，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融合；他设立四部司马，整顿益州军队，加强了益州的军事力量，让巴蜀地区在汉末的战乱中得以保全，成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根基。
刘备入蜀后，能够迅速建立蜀汉政权，正是得益于刘焉、刘璋父子二十余年的经营。
刘焉的一生，始于汉室宗亲的荣光，终于割据枭雄的悲歌。
他身处汉祚倾颓的乱世，不甘于随波逐流，以权谋与野心在益州开辟了一方天地，却又因野心过度而身败名裂。
他是东汉王朝的“掘墓人”
之一，也是益州割据的“开创者”
，其功过是非，皆融入了汉末三国的乱世风云之中。
而他所留下的“废史立牧”
制度，以及益州的割据基业，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三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国演义之蜀汉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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