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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的最后，孙权给出了处理结果：“不忍暴于市朝，今斥还本部，以给厮吏”
，虽未将其处死，却将这位昔日的重臣贬为庶人，遣返老家从事低贱的差役，极尽羞辱之意。
孙权对张温的指控，看似条条有据，实则多为牵强附会。
关于与暨艳的关系，骆统在辩白中指出，国家既不排斥暨艳担任要职，张温与他结交自然无可厚非，且“朋友之交，交之最轻者也”
，不能因此认定张温参与谋反；关于督率兵马之事，骆统考证张温所送士兵的数量、素质均不逊于他人，且“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
，所谓“被命不至”
实为不实之词；关于引荐殷礼出使蜀汉，骆统认为“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
，符合古代外交惯例，并非私通异国；关于许诺举荐官职，骆统指出张温对不称职的官员向来“数对以丑色，弹以急声”
，不可能为了结党而举荐庸才。
骆统的辩白“辞则俱巧，意则俱至”
，句句切中要害，不仅为张温洗清了冤屈，更揭示了孙权治罪张温的真实意图。
但孙权“终不纳”
，坚持对张温的处分，其根本原因在于张温的存在威胁到了皇权的绝对权威，而暨艳案只是一个绝佳的借口。
这场政治风波的本质，是东吴政权内部皇权与士族势力的一次激烈碰撞，张温作为士族才俊的代表，成为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四、罢黜后的沉沦与历史评价的争议被罢黜后，张温回到吴郡老家，从云端跌落谷底，昔日的高官显贵沦为“给厮吏”
的贱役，其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史料中并未详细记载张温罢黜后的生活境遇，但从“后六年，温病卒”
的简短记载中，不难想见其晚年的抑郁与凄凉。
这位曾经“卓跞冠群，炜晔曜世”
的才俊，在人生最年富力强的时期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只能在屈辱与失意中度过余生，最终在四十岁左右便郁郁而终，令人扼腕叹息。
张温的悲剧并非个例，而是东吴政权与江东士族关系的一个缩影。
孙权统治前期，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依靠江东士族的支持，对顾雍、陆逊、张温等士族代表予以重用；但到了统治中后期，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孙权开始对日益壮大的士族势力进行打压，除张温外，陆逊、顾谭等士族领袖也先后遭到猜忌与迫害，“吴郡四姓”
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
这种对士族的打压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强化了皇权，但从长远来看，却导致东吴后期人才凋零，国力衰退，成为东吴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权晚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江东将帅人才不继”
的困境让他时常想起张温，但此时悔之晚矣，这位被他亲手摧毁的才俊，再也无法为东吴效力。
张温的一生，引发了后世史家的广泛争议，不同时代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其功过是非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
既肯定了张温的才学，又认为其缺乏政治防备之心，才导致了自身的悲剧，这种评价较为客观，但也带有一定的宿命论色彩。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庄周“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
的观点，认为张温“能无败乎”
的根本原因在于“名浮于德”
，过于张扬而不知收敛，这种观点将张温的悲剧归咎于其个人性格，忽视了时代背景与权力斗争的影响。
南宋学者叶适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温“文识功用，虽无传于后，观顾雍、张昭、诸葛亮等所推与，可谓‘颜出孔门，参、赐同誉’”
，其才能与声望得到了同时代贤达的认可，而孙权之所以治罪张温，只是因为“自度已不足以用，又从而倾之尔”
，将张温的悲剧完全归咎于孙权的猜忌与刻薄，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皇权对人才的摧残，具有较强的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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