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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危机,既源于外部诸侯的虎视眈眈,更源于刘表自身的性格缺陷与荆州内部的政治矛盾。
刘表的性格,是其一生最大的短板。
《三国志》称其“外宽内忌,好谋无决”
,这一评价精准地概括了其晚年的政治状态。
作为一名儒生出身的诸侯,刘表有着宽厚的外表,能容人却不能用人,能纳言却不能决事。
荆州虽汇聚了天下英才,如王粲、司马徽、诸葛亮等,却均未得到刘表的重用:王粲虽为三公之后,才名远扬,却因“貌寝而体弱通侻”
而被刘表轻视,仅任丞相掾;司马徽素有“水镜先生”
之名,刘表却认为其“儒生俗士,不识时务”
,置之不用;诸葛亮隐居隆中,心怀天下,刘表却因其是黄家女婿(荆州豪族)而仅以宗族之礼相待,未察其旷世之才。
正如王粲所言,刘表“据有荆州,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
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
。
空有人才而不能用,这是荆州最大的资源浪费,也是其日后败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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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荆州内部的政治矛盾,更是动摇了刘表统治的根基。
刘表初定荆州,依靠的是蒯、蔡等荆州豪族的支持,为了巩固与豪族的联盟,他娶蔡瑁之姐为继室,立蔡氏所生的幼子刘琮为嗣,而长子刘琦因母早逝,备受蔡氏与蔡瑁、张允等豪族排挤。
刘琦为避祸,效仿重耳奔狄,自请出任江夏太守,远离荆州政治中心襄阳,这就使得荆州内部形成了以刘琮、蔡瑁、张允为首的“襄阳集团”
与以刘琦、黄祖为首的“江夏集团”
,两大集团互相倾轧,矛盾日益尖锐。
刘表晚年,因宠信蔡氏,对集团矛盾视而不见,既不能调和双方,也不能果断立嗣,最终导致荆州内部离心离德,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外部的威胁,则来自于曹操与孙权的双重夹击。
官渡之战后,曹操逐步统一北方,将目光投向了荆州,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率二十万大军南下,直指荆州,成为刘表最强大的外部威胁。
而江东的孙权,因孙坚被刘表部将黄祖射杀,与刘表结下不共戴天之仇,自孙策时期开始,江东集团就多次攻打江夏,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亲率大军攻打江夏,斩杀黄祖,占据江夏南部,荆州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一道口子,东部门户大开。
此时的荆州,北有曹操大军压境,东有孙权虎视眈眈,内有集团矛盾,可谓四面楚歌。
而刘表在此时的决策,更是尽显其“好谋无决”
的性格缺陷。
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兵败曹操,投奔刘表,刘表亲自出城迎接,以上宾之礼待之,令其驻守新野,成为荆州北部的屏障。
刘备素有雄才,手下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心怀复兴汉室之志,欲借荆州之力图谋天下。
刘表虽知刘备非久居人下之人,却既想利用刘备抵御曹操,又对其心存猜忌,处处提防,既不给刘备兵权,也不给他地盘,使得刘备在荆州蛰伏七年,始终无法施展抱负。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后方空虚,刘备建议刘表出兵袭击许都,迎奉汉献帝,这是荆州逐鹿天下的最佳时机,刘表却以“吾据荆州足矣,不敢有他望”
为由拒绝,错失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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