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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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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生每天带二百串糖葫芦出门，不到天黑就卖个尽光。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终于摸出了卖糖葫芦的规律，严管街的商场门口绝对不能卖，一逮到就要罚款，但可以在严管街的拐弯的第一个巷口卖，那是去严管街的必经之路，客流量比较大，隐蔽性比较强，管得也比较松，属于战略上的薄弱地带，如果遇到大检查或来了什么上级大领导的时候，市容管理的人就会增加，那么推着车叫卖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一看二慢三快，先看是不是有市容的人出现在附近，然后慢慢地靠近客流量多的大街拐弯处的巷口，如果发现市容的人来了，要立即骑上车飞快地离开。
一般情况下，对于这种游动摊点，跑了后市容的人也不会追的，这像打仗一样，很惊险，很刺激，陈道生甚至想到了这就是毛主席讲的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追我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陈道生觉得这很有趣。
两个月来，陈道生除了第一天被罚五毛，此后也只被抓到过一次，他什么话也没说，乖乖地掏了五毛钱。
在大街上不必久留是因为还要抓住两个关键的时间段，一是上午十一点半，二是下午四点半，这两个时间正好学生放学，所以务必提前十五分钟赶到一所小学门口，放学的铃声一响，学校的大铁门一开，小学生们一拥而上，糖葫芦几乎不是被买走的，而是被抢走的。
要是上午卖光了，遇上时间充裕，中午骑飞车赶回去再做些货出来卖，口袋里的毛票和块票就会塞得鼓鼓的，最多的一天陈道生曾卖出过三百一十串。
卖糖葫芦还有两点必须要注意，一是不能去中学门口卖，中学生总有一种已经长大的念头，无论男女生，虽然想吃，但都不愿在大庭广众下买，他们一般是在快到人迹罕至的巷子里才会悄悄地买上一两串，然后迅速离开；二是不能在固定的小学门口叫卖，叫卖久了，学校会出来干涉，说影响学校的周边环境，甚至指责陈道生扰乱了教学秩序，陈道生曾跟校方辩论过，“我又没到你教室里卖，怎么扰乱你教学秩序了？我看你们像林彪四人帮，就会给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校方不理睬，然后会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要他出示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陈道生傻眼了，口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被一个朋友骗了三十万，又没钱做大生意，做点小买卖慢慢还债，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清，一脸苦相，一腔的悲惨，警察们将信将疑，陈道生就说，“你要是不相信，就到三圣街去调查。
我以前也是堂堂国营厂的正式工，还当过市里的劳模。”
校方和警方看陈道生神情凄惶言辞恳切，就不再追究，说，“去吧，去吧！
以后注意点！”
没罚款，陈道生千恩万谢，推着车跑了。
所以在小学门口叫卖，适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市几百所小学，就算在附近十里路范围内轮一遍也要好几个月，过一段时间再来，也就不再扎眼了，也没人过问了。
陈道生觉得自己的这些经验都可以办一个叫卖糖葫芦的培训班了，他想让钱家珍也加入进来卖糖葫芦，可钱家珍坚决不干，“那跟叫花子有什么两样！”
当初服装店营业员都不当，怎么会去沿街叫卖，陈道生也只是随嘴说了一句，还没说完就知道说错了。
进入隆冬以来，钱家珍的情绪越来越坏，她对自己今生再也无法转运充满了忧伤和绝望，钱家珍生得白里透红肤色细腻，眉眼之间也不乏楚楚风情，可她毕竟已经四十二岁了，身材也有点偏丰满，属于这个年头女人比较忌讳的体形，所以她身上女人的优点再多也只能像一瓶用剩下的价格昂贵的化妆品，品质再好，也只能叫作残留的风韵，落日的余晖。
年轻的时候她可以理直气壮嚷着离婚，可人到中年，离婚只是她吵架的一个符号用语，没什么实际意义，半辈子吵吵闹闹，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也就是一个穷字，应验了“穷争饿吵”
那句老话，等到家里有了大难，陈道生真的准备跟她离婚的时候，她却不干了，尽管陈道生是不想让她跟自己绑在一起共同承担这也许要到下辈子都还不清的债，但在钱家珍看来，这是陈道生抛弃她，是想借机搂着小寡妇过日子，所以她坚决不干。
她把转运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瞎子掐来掐去的手指上，可最后掐出的竟然是改嫁当姨太太，让她去当姨太太就相当于让一个跛腿歪嘴的女人去当时装模特，这样类比虽有些损人，但钱家珍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灾难的冬天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日子越往下过，喘息变得越来困难，走在三圣街巷子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债主，所以她低着头走路就像文革时被造反派拽住头发往下按住沿街批斗一样，老厂长就曾在三圣街游过街，可老厂长只游了一次，她是天天被一双双无形的手按着脑袋在三圣街游行示众，只有在牌桌上，她才能忘记贫穷和耻辱，才能找到做人的公平与平等，下了牌桌，走进家中，又像走进地狱，她真的厌恶那漏风漏雨的破家，可不回去，又能去哪儿呢？
陈道生的手开裂了，风吹开的裂口里渗出细微的血丝，站在寒风如刀的风口里，陈道生的脸红一阵，黄一阵，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跟土匪有这样的对话，“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陈道生刚出门时脸被风一吹，血往外涌，两边红了，到了下午，脸已被风吹麻木了，血在皮下也凝固不动了，脸上就呈现出蜡黄色。
陈道生戴着当初店里卖不掉的棉帽，又厚又肥，丑陋而暖和，棉帽将头和两耳裹得严严实实，脸部实际上只剩下巴掌大一块，像是从黑乎乎的帽子里抠出来的一块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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