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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空谈家。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亲口对高尔基说的话。
可是，要战胜沙皇卵翼下大大小小的尼基福雷奇们，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仅靠一些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在下面瞎嚷嚷，那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的大学》在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上花了不少的笔墨。
诚然，高尔基描写的基本上都是以不同方式曾经投身过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在八十年代发生过思想危机的那部分知识分子。
这些人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想寻求出路，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还缺乏了解，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认识不足，往往孤军奋战，成效甚微。
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但就在这个时候，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们正在觉醒起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们深入到民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纲领，把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
而19世纪八十年代的高尔基，亲眼目睹并感受到了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场思想危机，痛切感到，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就必须把思想与事业、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刻意描写了当时俄国先进阶层的生活及精神世界。
当然，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他的一种预感，还不能说是他的清醒认识，因为后来他对这一斗争的前景的认识还产生过动摇，思想出现过反复，甚至一度认为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是非人力所能够达到的，失去了信心。
1888年夏，高尔基离开喀山，和一个叫罗马斯的民粹主义者来到伏尔加河畔一个叫克拉斯托维多沃的村子。
农村的现实生活，农民的贫困、愚昧、野蛮、保守排外心理，使他很难接受，或不闻不问，置之度外；他感到非常苦恼，根本看不到使农民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和前景，不过他的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仅仅是他当时的一种思想冲动；随着他对现实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未来美好的生活一定能够到来。
对农民生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喜欢他们，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良好的品质——热爱劳动，纯朴善良，对未来怀有美好的理想。
他在《我的大学》里写道：“我看得出，这些农民，就单个而言，他们每个人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怨恨，而且常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怨恨。
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很善良的原始村民——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并不难，任何一个人都会像孩子一样信任地听你讲关于寻找智慧和幸福的故事，听你讲有关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
“凡是能够激发人们去幻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好日子——的一切故事，他们都会听得津津有味。”
“但是，当这些人在村会上或者岸边小饭铺里一窝蜂似的凑在一块儿时，他们把自己身上好的东西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就跟神父披上虚假与伪善的长袍一样，对有钱有势的人，像狗一样的摇头摆尾，百般逢迎——那种样子看着都叫人恶心。
有时候，他们突然又会变得像狼一样的凶狠，毛发倒立，龇牙咧嘴，野蛮地互相吼叫，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而且也真打——起因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在这种时刻，他们变得非常可怕，甚至会捣毁他们昨晚还像绵羊回到羊圈时那样老实出入的教堂。”
“我无法跟这些人在一起，也不可能生活在他们中间”
（《我的大学》）。
总之，高尔基认为，农民在各方面比起工人素质要差多了。
农民的贪婪、自私他就很不喜欢。
农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使他们很难团结成一个集体。
罗马斯千辛万苦地想在农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为他们办好事，但最后也是一场空。
有钱人挤对他不说，连穷苦农民也不支持他。
最后他的房子也被人一把火烧了。
高尔基离开克拉斯托维多沃村后跟民粹派再没有发生过什么来往。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描写了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生活。
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出，这时候的高尔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认识到，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从小说里高尔基跟费多谢耶夫和老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勃佐夫的谈话中足可以看出来。
1888年秋，高尔基离开了克拉斯诺维托沃村，三部曲到此告一段落；这时高尔基只有20岁，四年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
多年的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这对他后来成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一名杰出作家不能不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
三部曲以自传的形式展示了作者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和思想成长历程。
我们眼见他对小市民和小私有者的做派是多么的深恶痛绝，看到他逐步地认识到必须要推翻沙皇封建专制制度；也看到他对那些脱离群众、只会空谈的所谓“革命”
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
高尔基是在外公家长大的，后来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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