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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据理抗辩执法者，她连想都不曾想过。
另外，她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自然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八个字的真实内含，也清楚犯人的态度好坏，在我们国家是量刑的重要依据和条件。
她为了减轻自己―或说是为了减轻潘汉年的所谓罪行，期待着夫妻能早一天相见，她受审查期间的态度真是好极了！
事后，没有一个奉命办案的执法者不交口称赞。
而在这种交口称赞的背后，董慧那纯朴的心灵又遭受到了何等大的摧残啊！
她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非人的心灵摧残，除去那个特定的时代留给她的烙印之外，她更是为了思念钟爱的潘汉年！
董慧是一位极富有革命同情心的女共产党人。
她从《人民日报》上，从审判的生活改变中，完全感受到了三年经济困难严重到何等地步。
她作为一名特殊的犯人，狱中的生活比审判者要好了许多。
她不但不计较含冤受难这么多年，反而想到的是感激党、感觉人民于困难中对她的宽大和关怀，并表示出狱后一定用实际行动报答党、报答人民对她的宽大和关怀。
啊！
这就是忠厚善良的董慧。
1962年召开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的七千人大会。
不少右派分子摘了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八字方针出了台。
自然，这也是解决潘汉年问题的最好的政治时机。
十分可悲的是，还是因为潘汉年是毛泽东同志亲定的大案，一些奉命办案的单位的负责人出于各种原因，谁也未把“潘案”
的真实报告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批。
更为滑稽的是，“潘案”
的办事机构已于1958年正式解散，但潘汉年一案到1962年还悬而未结。
因为“一切都要等待上面的安排，等待上面的决策。
冷天的读者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提问：
“司法机关的职能呢？……”
而潘汉年就是在这种“奉命办案”
的时代悲剧中，继续演着他和董慧的人生悲剧。
话又说回来，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忘记他亲定的“潘案”
。
又一个可悲的是，他并未全部审阅潘汉年一案的正确结论的卷宗，而是仅仅依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大氛围，以及他个人的政治需要，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如下这段话：
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
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毛泽东同志所做的这一结论，早已被历史所推倒。
有意思的是．当时负责办理潘汉年一案的执法者，却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嗅到了天机一一“潘案”
划句号的时候到了。
公安部遂着手整理、研究，并提出了处理潘汉年一案的材料，七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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