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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竹林放达之风，从学术思潮来看，是道家思想备受推崇之后，在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上所导致的结果。
其中庄子的思想及其对生活的态度，尤其在竹林七贤的传说中有非常明显的烙印。
同时，竹林七贤的故事反过来又促进了庄子思想的进一步流行。
庄学在正始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晋以后渐盛，而其转折点正在竹林。
阮籍著《达庄论》，向秀为《庄子》作注，此后《庄子》就成为清谈中的重要内容了。
第四，竹林虽非清谈集团，七贤也不是一流的清谈家，但他们大都善谈则是没有疑问的。
《晋书·四九·嵇康传》说他“善谈理”
“美词气”
；《阮籍传》说阮籍“发言玄远”
；《王戎传》说戎“善发谈端、赏其要会”
，曾论子房、季札，“超然玄著”
[267]。
此外，若广义地看，将著论作为清谈的一种补充形式，则嵇康、阮籍、向秀都应视为清谈大家。
嵇康的论文很多，篇篇逻辑严密。
且思想上的原创性很强，刘勰说他“师心以遣论”
[268]，就是说不依傍他人以立论，这一点只有正始间荀粲、何晏、王弼才能与之媲美。
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都是前人没有说过的、相当独到的见解。
王导过江只谈三理，而其中两理出于嵇康[269]，可见对后世清谈影响之大。
阮籍著有《乐论》《通老论》《通易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玄学论文，虽然不如嵇文之严密和丰富，但也有一定影响。
向秀曾为《庄子》一书作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
后经郭象“述而广之”
，一直流传至今。
向、郭《庄子注》对西晋以后清谈内容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致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
[270]。
尤其是《庄子》之学，从此以后特别为清谈家所喜爱，其地位几乎要超过《老子》与《周易》（参看上篇第三章第一节）。
从竹林七贤留下的轶事记载来看，他们在著论方面的成绩显然超过谈辩的业绩，这大概也是当时的政治状况使然：交游谈辩有结党之嫌，容易惹祸，写文章比较安全，当时的文章主要在朋友们之间流传，不是发表在报章杂志之上的。
然而嵇康终于因写文章而促祸，则又非始料之所及矣[271]。
从整体来看，竹林七贤之事代表了魏晋清谈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这个阶段始于曹爽、何晏之被杀，终于嵇康之受刑，即公元249至262年，约十四年。
其代表人物为嵇康、阮籍、向秀。
从一个方面看，这是正始清谈高峰之后的一个低谷；从另一方面看，这是正始清谈雅音之后的一个变调。
它有三个明显的特色：（1）清谈与**合流；（2）著论多于谈辩；（3）《庄子》开始受到特别重视。
正是这三个特色构成了竹林时期的“低”
与“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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