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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经佛理的研究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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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自东汉初年（公元1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经过两百五十多年的传播，到晋室南渡前后已颇流行，尤其在上层人士中。
读《世说新语·文学》《言语》等篇，我们很容易发现，东晋以后，佛徒相当活跃。
他们来往于贵族名流之间，成为社会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
同时佛理也逐渐侵入学术殿堂，成为清谈家们研味探讨的对象。
当时的名僧高僧往往也同时是很高明的清谈家，他们常常出现在贵族名士们的清谈集会中。
他们不仅精通佛理，而且熟悉玄学，既谈佛，又谈玄，玄佛互参，相摩相扇，为清谈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色彩。
《世说新语·文学》记录东晋清谈资料共四十五条（二一条至六五条），其中涉及清谈内容的三十二条。
在这三十二条中，与佛经佛理有关的就有十二条（二三、三〇、三五、三七、四〇、四三、四四、四五、五〇、五四、五九、六四）之多，占百分之三七点五。
东晋谈佛之盛于此可以想见。
佛理为什么会进入清谈，而且成为清谈的重要内容呢？这可以从佛理和清谈两方面来看。
从佛理一面看，是佛理需要借清谈来传播，尤其要借清谈才能打进贵族学术圈；从清谈一面看，是清谈可以接受佛理，且需要佛理作为自己的新鲜血液。
先看第一面。
其时佛经传入中国不久，尚未生根，尤其未在上层及学术层生根。
佛教要求发展，要得到贵族知识分子的承认，只有借中国固有的学术来诠释，并借当时流行的方式来传播。
因此在当时佛经阐说中大量采用一种所谓“格义”
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于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122]。
而要这样做，就要求佛徒，尤其是那些以高僧自许的人，熟悉中国原有经典。
事实上，他们当中也的确有不少人，对于“外典”
[123]下过很大功夫，其熟悉程度不亚于当时最高明的清谈名士。
《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名僧，而以支遁为杰出代表。
关于支遁和其他精外典、善清谈之名僧，我将在本书的第六章中加以叙述，此处暂略。
至于佛经之讲习、佛理之研讨，更是完全采取了当时流行的清谈形式，我们在《世说新语》中可以找到好些例子。
例如下面的三条就很典型：
①《文学》四〇条：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
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②《文学》三〇条：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
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
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
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
此道人每辄摧屈。
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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