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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就看谁能提出切当而新异的“谈证”
了。
“拔新领异”
的最下一层是遣词造语的新异，所谓“才藻新奇”
（见《文学》三六条），自然也是值得称赞与欣赏的。
以此三层来观察自魏初至晋末的玄学家、清谈家，就不能不感叹于玄学及玄学家、清谈及清谈家之每况愈下了。
创造力高强的玄学家、清谈家都出在魏及晋初，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理，打破了两汉学术界墨守家数、拘泥章句的沉闷局面，把中国古代的学术真正推进了一大步。
玄学与清谈，那时正处在它的生气勃勃的青春期。
到东晋以后，玄学中新理几乎不再看到，大名如王导，过江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
（见《文学》二一条），而名家的《白马论》“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了。
东晋的清谈家，最高明的也只能在“谈证”
与“才藻”
上表现一点创造力，在义理方面则只能守住旧说，甚至旧说也慢慢不能守，例如号称于玄论“莫不研究”
的殷仲堪就自己承认不解“才性四本”
。
玄学至此，自然会日趋下坡了。
东晋清谈家中堪称翘楚的乃是沙门中的支道林，前面已有说明，兹不赘论。
从支道林的例子，我们可以推知东晋以后玄佛融合的趋势，玄学似乎已成强弩之末，不借外来的佛理就不能“拔新领异”
了。
2.贵“理中”
《赏誉》一三三条注引《王濛别传》云：
濛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
（中，去声）
“贵理中”
的意思是说重视说理的切当，使人心服口服，即不可强词夺理，徒逞意气之辩；否则虽胜不美。
例如《文学》三八条许询与王修论理，许询逞一时之意气，而不顾“理中”
与否，结果虽然胜了，却不为时贤所许：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
时诸人士及支法师[79]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
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
苦相折挫，王遂大屈。
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
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
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许询先执一理，胜；后来再执对方刚刚被自己驳倒之理，又胜。
很显然地，这里胜的不是理，而是辞及辩论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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