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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远离理学中心的地方，比如商贾云集、市井文化发达的杭州，某些书商为了牟利，会暗中刻印一些“禁书”
，其中偶尔会夹杂《李娃传》的删节本（删去过于直露的描写）。
购买者三教九流皆有，心照不宣。
至于《大乐赋》，则彻底转入地下，成为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缘得见的“秘本”
，在收藏家、医家或具有异端思想者手中极其隐秘地传递。
元代。
蒙古入主中原，理学影响稍弛，俗文学兴起。
元杂剧蓬勃发展。
石君宝取材《李娃传》，创作了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杂剧将故事改编得更为戏剧化，强化了李娃（李亚仙）的贞洁与情义，郑元和（郑元和）的落魄与发奋也更具舞台效果。
白行简的原着精神得以通过另一种大众艺术形式延续生命，活跃在勾栏舞台之上。
市民观众为李亚仙的义举落泪，为郑元和的团圆喝彩，很少有人再去深究原作者是谁，以及他是否还写过更“出格”
的东西。
此时，一位游方道士的背囊里，或许藏有包括《大乐赋》在内的若干唐以前房中养生文献的抄本，他视之为修炼辅助或医道传承的一部分，与金丹、符箓同等保密。
在异族统治、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某些前代禁忌反而在夹缝中得以喘息。
明代。
小说创作蔚为大观。
冯梦龙编纂“三言”
，凌蒙初创作“二拍”
，其中不少故事取材唐传奇。
《李娃传》的故事模式——贵公子落难，风尘女救赎，最终团圆显贵——被多次借鉴改编。
白话小说家们欣赏白行简叙事中的市井气息和情节巧思。
但同时，理学教化更趋严格，社会对“淫书”
的打击力度空前。
朝廷、地方官屡颁禁令。
李贽等异端思想家赞赏《西厢记》《水浒传》等，但似乎未曾公开提及白行简及其《大乐赋》。
或许因其过于直露，即便离经叛道的李贽，也觉得不便为其张目。
《大乐赋》的流传更加隐秘。
它可能被改头换面，截取片段，融入某些艳情小说之中，但其作为独立完整文献、尤其是其序言中鲜明的哲学与医学背景，已鲜为人知。
大多数士人若听到这个名字，只会鄙夷地将其与《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明后期流行的艳情小说等同视之，绝不会想到它出自一位唐代进士、官员之手，且有着古老的学术渊源。
清代。
考据学兴盛，学者重视古籍辑佚。
但理学依然是官方意识形态，文字狱阴影笼罩。
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对于书籍的去取极其严格，标准是“有益于世道人心”
。
《李娃传》因被视为“猥亵”
之作，未能入选《四库》。
《三梦记》篇幅短小，内容尚属“志怪”
范畴，或有零星收录于某些丛书，但亦不显。
至于《大乐赋》，根本不可能进入官方修书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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