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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虽被视为蛮，然能出此等忠臣文化，焉能轻之？‘国风’缺楚，实乃周采诗之憾。”
白居易与元稹等在中唐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诗人，则从中看到了文学反映地域风情、表达个体情感的多样性可能。
“《诗经》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然楚声自存于《楚辞》，别开生面。”
白居易对友人说道，“可见文章之道，不在是否合乎‘正统’，而在是否发自真情，是否具有独特生命力。
楚文化于此，足为后世师。”
普通文人百姓，则被《楚辞》中那些奇幻的画面和热烈的情感所吸引，觉得比起《诗经》的含蓄，别有一番动人的魅力。
茶楼酒肆间，关于楚辞意象、楚地巫风的讨论一时成为热门。
宋，汴梁。
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天幕的反应更为理性与学理化。
欧阳修、苏轼等人本身对《楚辞》有精深研究。
苏轼看到“射天狼”
之句与自己词作的关联，不禁莞尔：“不错，不错，原来苏某之词，亦承楚人余烈。”
他转而严肃对弟子们说：“观天幕可知，文化之盛，非必源于中原正统。
楚地处南，兼收并蓄，巫风炽烈，山川奇秀，故能孕育出《楚辞》这般瑰丽深挚之文。
其敢于标新立异，自成一家，此种文化自信与创造力，尤值得我辈思之。
文章最忌雷同，当如楚人，各尽地域之胜，各抒性情之真。”
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的弟子们，则心情复杂。
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楚辞》的文学成就极高；另一方面，楚文化中浓郁的巫鬼气息、个人情感的极度张扬，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温柔敦厚”
的诗教观念颇有抵牾。
有弟子问：“先生，楚辞虽文采斐然，然其多言鬼神，情感激越，近乎‘淫哇’，是否不合诗教？”
朱熹（假设在场或其后听闻）可能会这样回答：“《楚辞》出于忠臣屈原，其情虽激，其志则洁，故圣人亦有所取。
然其中巫觋之言、怨怼之语，学者当明辨之，取其忠贞之志，去其荒诞之情。
至于楚人文化，自成体系，固有其长，然终究未若中原礼乐文明之纯正中和。
天幕并称《诗》《骚》，乃就文学言，非谓其文化地位等同。”
明，南京北京。
朱元璋出身底层，对文化雅事不甚热衷，但他对“实力”
和“正统”
非常敏感。
看完天幕，他对朱标说：“这楚国，地盘大，兵强，文化也自成一套，难怪不把周天子放眼里。
什么‘我蛮夷也’，不过是找借口不守规矩。
不过，最后不还是被灭了？可见光有文化、能打仗还不够，还得有天时、地利、人和，更要有正确的治国之道。
咱大明，既要武功赫赫，也要文治昌明，但最重要的是规矩！
不能学楚国那样没大没小，虽然…嗯，那份不服输的劲头，倒也不是全无用处。”
刘基、宋濂等文臣则从文化角度思考。
宋濂道：“楚文化确为中华文明重要一脉，其辞赋之美，鬼神之奇，山川之丽，丰富了华夏文学宝库。
然其政治上的僭越，不可效法。
我朝当承中原正统礼乐文章，同时博采各地文化精华，譬如楚辞之瑰丽，亦可为诗赋创作之资。”
明朝官方推崇程朱理学，文化政策相对保守，但对前代文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并不排斥，《楚辞》始终是文人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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