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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对粤语歌的接受层次更广泛，更“专业”
，从电台的排行榜到歌厅到学生的歌词本、拷带市场，一度与香港同步得非常精准。
上海人能把听不懂的粤语，一个字一个字咬到近乎乱真。
这可能与沪港两地向来密切的历史渊源、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量商务往来，有直接关系。
钟镇涛并不是我儿时的偶像，我甚至从没买过他的磁带。
但他的气质和遭际比较适合与小说人物构成对照，所以我写的时候听了好多他的老歌。
小说里提到的法国电影周、艺术电影院旁边的拷带摊点，都是真实的记忆，将它们一点点回想起来的过程非常美好。
《九月》
写《九月》的动机，是想构建城市里最常见的一组关系：女主人与家政服务员。
因此，这一篇直到结尾部分才出现的那个句子，反倒是早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浮现的：“不管彭笑愿不愿意承认，在这座城市里，赵迎春曾经是跟她关系最密切的女人。”
女主人彭笑和家政服务员赵迎春，她们的社会角色、经济状况和成长轨迹截然不同，但她们每天都在互相观察，依稀窥见对方难以言说的处境——比如男性有意无意的缺位，比如婚姻慢慢露出的苍白底色，比如那些激励着，也围困着人们的“目标”
：努力奋斗，在一座城市里留下来，或者功成名就，把希望寄托在更为遥远与缥缈的彼岸。
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女人将会是一对无限接近的平行线。
小说家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事件，将她们卷进同一个旋涡，让彼此的命运产生短暂的相交。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搁浅在这个事件的构思上，只有一个模糊的直觉：那一定跟她们的孩子有关。
所以，毫无疑问，《九月》真正的主角并不是那个叫九月的孩子，而是他的母亲，以及他母亲的雇主——后者也有一个与九月年龄相若的女儿。
她们对于“体面”
的追求各不相同，但实质却颇为相似。
最终选择把九月放置在一个所谓“综艺选秀”
的环境里，是基于对这种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边界的事物的长期观察。
一方面，这是一个完全有可能产生戏剧性冲突的环境，它向年轻人（包括他们的父母）做出改变命运的承诺，又随时可能夺走它。
另一方面，综艺节目的制作者的命运，也微妙地维系在节目究竟能吹出多大的五彩肥皂泡上。
当小说里彭笑的丈夫廖巍突然发现，九月不仅是一个被家里的保姆硬塞进来的关系户，他也具有某种可以被利用的潜质时，彭笑和赵迎春的关系，她们之间的权力结构就发生了短暂但耐人寻味的调换。
于是廖巍说：“我们还可以给他机会的——或者说，他还可以给我们机会。”
这篇小说真正关注的就是这些细微而激烈的调换、倾斜、利用与和解。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都提醒自己，抵挡一切正面勾勒九月的真实面目和刻画他的心理曲线的**。
我希望能像菲茨杰拉德写盖茨比那样写九月，通过彭笑的眼睛看他的轮廓，通过观众们的刻板印象去猜测他、同情他，最后遗忘他。
我希望直到结局，你仍然拿不准九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因为这个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承受的是来自家长、媒介和社会的多重误解——尽管这些误解常常还贴着爱的标签。
这些误解最终压垮了他。
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无论是赵迎春给他的剧本，还是廖巍和彭笑给他的剧本，抑或是“粉丝”
对他的想象，都离他的真实人生很遥远。
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也许你会想起一两个突然走红却又黯然消失的“草根”
明星的名字，但九月可能是他们，也可能不是。
廖巍和彭笑与女儿廖如晶的关系——他们之间无可逆转的疏离——也同样是若隐若现的。
在这个故事里，它最大的功能是提供赵迎春与九月之间关系的镜像，表明误解和创伤并不会因为阶层升高而得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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