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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土司制度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
首先，西南大都是偏僻闭塞的荒蛮之地，朝廷势力很难触及。
其次，当地风土人情与华夏迥异，子民也大都不通礼仪教化，华夏文明对他们的影响十分有限，而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地土民与中原汉人之间产生巨大的隔阂，进而引发矛盾和冲突。
其三，西南大小蛮夷部落众多，各部都有头领，这些头领世代传承，已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
部族头说根深叶茂，在当地颇具实力、威望，朝廷难以剪除。
鉴于这些不利因素，历朝历代对这些边远蛮地大都采取羁縻政策，虽名义上纳入中国疆土，但实际上都不直接派流官管辖，而是直接授予当地部落头领官职，然后再通过这些头领代为管辖，这种形式经过多年演化，到元朝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来说可谓有利有弊。
首先，这种以承认割据、放松管制力度为前提的羁縻政策，一方面有效避免了蛮夷的激烈反抗，使大量的荒服蛮地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纳入版图，对华夏文明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土司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被迫同意臣服的同时，却又竭力阻止中原文化在辖区传播，以防本族土民在接触华夏文明后心生向往，进而威胁到统治。
久而久之，朝廷与土司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土司慑于朝廷的强大实力，一般不敢轻易反叛，但如果朝廷方面施加的压力过大，土司也会利用华夷隔阂煽风点火，发动属民暴乱。
对此，历代王朝都颇为头痛，但始终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之道。
像这个田琛，虽然被顾成擒获，但其家族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却依然存在，而且思州地处偏僻，风土人情也与中原相差甚远。
这种情况下，朝廷通常的做法便是教训田琛一顿，待他臣服后再放回去，或者再从田氏族中选出一个听话的人当土司。
但顾成在奏本中却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他这是要直接废除在思州延续千年的土司制度，由朝廷在当地设置郡县，派流官直接管理。
换句话说，就是朝廷势力将直接进入当地，凭借自身的实力加速推动当地融入华夏文明。
化夷入夏，这是华夏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方式，从这一层来说，顾成的建议与朝廷的方略是相吻合的。
但这种强势介入，极有可能激化蛮夷与华夏之间的矛盾，一旦因此导致土民叛乱，那对朝廷而言就是得不偿失了。
果不其然，金幼孜首先就表示反对：“化夷入夏，此自为顺天正举。
然要推行，还需万分谨慎。
化夷之道，最合适的当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待到蛮夷知书达礼，尊奉纲常再行收纳，便可水到渠成。
现思州土蛮尚不识教化，贸然改土归流，难免招致民怨。
依臣之见，暂时还是维持土司之制。
不过朝廷可携得胜之势，在当地广设学校，选拔贤能，沟通商旅，以田琛时下处境，料他不敢不允！”
夏元吉也奏道：“朝廷好不容易在贵州脱身，若因改土归流再惹出乱子，致使再陷其中不得自拔，那对用兵漠北也极为不利。”
方宾本还有些跃跃欲试，听了金幼孜和夏元吉的话后也打了退堂鼓：“思州毕竟只是癣疥之疾，瓦剌才是心腹之患。
既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还是舍鱼而取熊掌的好！”
见金幼孜和两位尚书言之凿凿地表示反对，永乐没有吱声，又把目光投向了三个儿孙。
朱高煦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皇位，贵州那点子破事对他毫无吸引力，便随口答道：“但凭父皇做主便是！”
朱高燧长年留守北京，对朝中事务少有干预，此时也不置可否。
朱瞻基听了三人的话，也觉得此事风险太大，但顾成一直亲附东宫，朱瞻基不愿打他的嘴巴，遂也缄默不言。
永乐见状遂道：“也罢，此事且先放下，还说漠北的事。
两个月前，朕已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当时是想着给他鼓把劲，让他多撑些时候。
不过眼下贵州已平，朝廷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瓦剌。
既然如此，朕打算再派人给阿鲁台传旨，命其养精蓄锐，待王师北上时协同出击瓦剌，你等以为可否？”
朱高燧不解道：“父皇，何不让阿鲁台和马哈木再闹上一阵？反正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等他们两败俱伤，咱们再坐收渔翁之利不是更好？”
“再打下去，阿鲁台就要家破人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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