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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木匠、泥瓦匠、石匠、篾竹匠和船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各有一技之长，在外面挣得比队里多。
平时他们不回来对农业生产影响还不大，可是每到每年的“双抢”
（抢收抢种）季节，本来人手就不够，这些年富力强者不回来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所以摆在许末兴面前的，首先就是要说服他们农忙时回来帮忙。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农民最讲实惠，在外面做工每天收入有1元多，而回来帮忙每天的收入只有前者一半不到，两者悬殊也太大了；并且，众所周知，干农活既脏又累。
更要命的是，随着农忙季节的到来，在外面干活的工价也会水涨船高。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他们回来帮农忙，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许末兴就有这个本事，他的策略主要是以情感人。
他充分理解匠人们这种发挥特长、去外面多赚几个钱的心情，鼓励他们农闲时出去找活干，适当增加家庭收入；与此同时，又充分阐述生产队里农忙时人手不够的难处，用今天的常用句式来表达就是“队里是我家，××靠大家。”
而其实，他背后的潜台词是：队里太需要你们这些青壮劳动力回来帮忙了，有时候甚至能一个顶仨。
为此，一方面，他挨家挨户地对有匠人的家庭进行走访，苦口婆心地对家属进行动员，“三顾茅庐”
；另一方面，又擅长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行为，给这些农忙时肯回来帮忙干活的匠人适当提高工分。
容易看出，这种经济倾斜政策正是他后来搞企业一贯采用的做法。
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农业投入多了，粮食亩产量大大提高，年底分红额度就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几年后，每工分红就达到1.08元，使得这些能工巧匠们愿意主动留下来务农了。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在队里干活比去外面更划算。
由此，年轻的许末兴成为社员们心目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刮目相看，不服不行！
从当时无锡县的整体情况来看，1956年全县农民人均年分配收入为57.48元，1961年下降到48.60元。
1975年比1956年人均增长不到40元，平均每年增长2元左右，可以说增长速度极其缓慢[1]；到1978年时，也才约有100元。
这就是说，龙西生产队当时每工1.08元的分红，实际上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全县农民平均收入的三四倍，其先进程度可见一斑。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先进是相对的，总体上看当时的农民和农村依然非常贫困。
以许末兴结婚的1979年为例。
据当年无锡县对30家农户的抽样调查，平均每户人口4.8人，每个劳动力负担1.7人；人均全年纯收入为217.5元，可生活消费支出却高达227.4元，换句话说，家家处于“超支”
状态。
这些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高达120.6元，占总支出的53%；人均原粮消费高达386.7公斤[2]。
1 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无锡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月，P946。
2 同上，P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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