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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年从春种开始,由过去直接与农民签订种粮合同改为与村签订,有的村与农民有口头协议,有的连口头协议也没有,随意性很大。
农民种多少粮或交售多少,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力。
农民反映,往年乡村干部多跑田头农户,今年只跑工厂和市场。
收购工作也是这样,上紧下松,有的把收购视为可抓可不抓的事,仅作一般性号召进行布置,有的连例行的收购会都没开过。
加之一段时间舆论宣传上片面强调农民家庭经营的微观效益,农民“多种粮、多卖粮、多贡献”
的观念逐渐淡化。
富阳县的种粮大户已由去年的177户减为今年9户,仅这一块商品粮就减少了41万公斤。
四是粮食企业亏损制约了收粮积极性。
近些年粮食企业经营效益低,亏损挂账数额大,职工收入不高。
今年尽管对粮站实行了承包经营,但由于早稻米质差,购销两难,加上各项费用开支大,多收多亏,收粮不如从外地调粮。
调销1斤安徽米,至少有1分多钱好赚,销路又好于本地的早稻米,因此,也影响了企业收粮的积极性,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之一的富阳县,如今已经吃上了安徽米。
此外,多渠道收购对富阳县的夏粮收购也带来一定冲击。
全县个体粮食购销点已达413户,而国有网点仅102处。
个体户什么粮紧俏收什么,致使粮质稍好一点的大麦,国有粮站入库量极少。
富阳县的收购资金和粮食问题并非特例,在浙江省很有普遍性。
据《浙江日报》报道,全省早稻入库进度之迟缓为历年所罕见。
往年已近尾声的8月25日,今年全省才入库合同量的51%,到9月5日,全省共入库早稻9.7亿公斤,离当初乐观估计还有一定距离。
往年每天用于支付农民的售粮款要35万元,今年一天3.5万元都用不了。
往年担心资金不足打白条,今年足额的收粮资金因为用不了,反而成为粮食和金融部门增加利息支出的“包袱”
。
这种现象被《浙江日报》称为“艰难的收购”
。
对此,从富阳县到杭州市、浙江省,上上下下都在分析原因,寻找对策。
因为早稻入库历来是浙江省全年粮食收购的关键,粮食生产又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主体如此,对农业生产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担心就绝非“杞人忧天”
了。
(1993年9月28日《中国城乡金融报》一版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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