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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如他有自我贬低、自我责怪的倾向，那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倾向抹杀了他的自尊，使他失去了希望；这使他感到自己不被需要，迫使他去忍受虐待，反过来又使他变得报复心很强；这使他的动力和工作能力陷于瘫痪；为了避免陷于自轻自贱的深渊，他被迫表现出防御态度，如自大、自我疏离、对自己抱不切实际的想法，从而使神经症继续存在下去。
同样，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当患者看到自己的某种冲突时，他还得意识到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当患者的冲突是自我抹杀与渴求胜利之间的矛盾时，有必要让患者了解这是倒错虐待狂固有的极度压抑的结果。
患者必须看到，一方面，他对每一种自我抹杀的表现都感到自轻自贱，对他阿谀奉承的人都感到愤恨；另一方面，他每次试图去战胜别人，都会觉得自己可怕，而且担心自己遭到报复。
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患者已经认识到了各种不利后果，他也完全不想去关注如何克服自己的神经症性心态。
相反，这个问题似乎从画面中消失了。
他不知不觉地把它推到一边，在病情上却毫无收获。
他已经看到了自我施加的各种伤害，却依然无动于衷，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
不过，除非分析治疗师能机敏地识别出这种无动于衷的反应，否则，患者的这种缺乏兴趣的现象很可能会被忽视。
病人会说起另一个话题，分析治疗师也会被他带着走，直到两人再次进入死胡同。
只有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治疗师才能意识到，自己做了大量工作，却没有看到患者发生多大的变化。
如果分析治疗师知道这种反应会时不时地发生，他便会问自己，到底是患者身上的什么因素使他无视这一事实——他的某些态度已造成了许多有害的后果，必须改变这些态度。
这通常有多种原因，治疗师只能逐一处理。
患者可能还深陷于绝望之中，动弹不得，认为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
他想战胜医生、挫败医生、让他出丑，这种欲望可能远远超过了他对自我的关注。
他的外化倾向也许还很强烈，所以尽管他认识到了外化倾向的后果，却仍然无法把这种顿悟应用于自身。
他对无所不能感的需要也许还很强大，所以尽管他明白它的后果无法避免，但在心中还是暗暗认为自己有能力避开这些后果。
他的理想化形象也许还非常顽固，所以他不能接受自己居然有神经症性心态或冲突。
于是，他只会对自己感到恼火，觉得既然自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就应当有能力掌控这些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上这些可能。
因为如果忽视了那些使患者失去动力，不想做出改变的原因，分析治疗师很容易变成休斯登·比得逊所谓的“心理学狂”
，即为了心理学而心理学。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促使病人接受自我，那显然是有益的。
哪怕冲突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患者也松了一口气，开始有了想从缠绕着自己的网中脱身出来的表现。
一旦形成了这种有利于分析工作的状态，患者的改变便指日可待了。
毫无疑问，以上的论述并不是一篇关于分析治疗技术的论文。
我没有试图涵盖那些使问题恶化的所有因素，也不试图去涵盖所有有疗效的因素。
比如，我没有去讨论患者把自己的防御性或攻击性怪癖带入与医生的关系后，会产生什么利弊——尽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所描述的那些步骤，只是在每一次发现新的倾向或冲突时我们必须经历的基本过程。
我们往往不可能依照前面所说的顺疗进行分析，因为即使某个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但患者本人可能还是无法领会。
就像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关于患者吹嘘权力的病例一样，一个问题只会暴露出另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必须先分析。
只要每一个步骤最终都完成了，顺序问题便不是那么重要了。
经过分析治疗而引起的具体症状的改变，自然是因问题而异的。
当患者认识到自己潜意识中无力的愤怒及其原因时，他的惊恐状态便会平息。
当他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时，情绪便会高涨起来，不再那么抑郁。
但每一项成功的分析工作，都会使患者在对人和对己的态度上发生某种总体变化，而这种变化跟当时探讨的具体问题没有太大关系。
如果我们要处理的是下面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性欲、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对胁迫的过于敏感等，我们会发现，对它们的分析，会对人格有同样的影响。
无论分析的是其中哪一种问题，患者的敌意、无助、恐惧、与自我和与他人的疏离等表现都会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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