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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亦适在会上说，我们第三医院从荣军医院开始，成立已经二十多年了，零打碎敲花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干部职工忙忙碌碌也忙了二十多年，可是我们想建一座医疗大楼，就是建不成。
为什么？我已经是第三任院长了，我不想在我卸任的时候，还交给下任院长一个烂摊子。
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是针对肖卓然的。
市卫生局群众组织要造肖卓然的反，要夺权，首先就从康民大厦工程开始。
这个群众组织写信告状肖卓然利用康民大厦的工程，搞修正主义，建造所谓的贵族病房，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告状信里只举了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康民大厦并不是为贫下中农建造的。
贫下中农含辛茹苦捡粪积肥，可是按照康民大厦的设计方案，以后解手不用上公共厕所了，要用冲水便池和抽水马桶，那么肥料怎么办，全都让水冲走了，这对于农业生产是个什么态度？对于农民是个什么感情？
告状信转到市革委邱副主任手里，邱副主任批示，目前正是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广大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积极行动起来参加运动。
第三医院大兴土木，有冲淡运动之嫌，停止工程，有关人员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一句话，康民大厦又半途而废了。
有一天肖卓然从卫生局下班回来，约汪亦适到康民大厦的工地散步。
肖卓然说，亦适，连我自己现在都怀疑，当初我们搞这个康民大厦是不是头脑发昏？我最早提出动议，是在50年代初，距今已经二十年了。
老院长第二次提出来，是在50年代末，我当时反对，认为那时候时机不成熟，可他坚持，声称我们有责任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像模像样的医院。
霸王硬上弓，轰轰烈烈地忙活半年，就打下几根桩。
我当时的看法是，一年两年不行，三年五年有可能，十年八年准成。
可是，从那几根桩打下之后，也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第三医院还是窝在国民党留下的老房子里。
汪亦适说，现在看来，我们越来越需要一座新型的大楼了，设备要更新，办公水平要提高，病房条件要改善。
这些变化，放在老房子里是根本不可能的，别的不说，光水路和电路都跟不上。
你们的想法没错，皖西解放二十多年，按照正常情况发展，别说一座康民大厦，就是三座，也应该建起来了。
肖卓然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汪亦适说，天灾人祸，有天的原因，也有人的原因。
肖卓然说，亦适，这话说哪里了，祸从口出啊。
汪亦适笑笑说，我怕什么，我这个院长是你们强加给我的，大不了不干。
肖卓然说，到地区卫生局工作，我才知道，我们皖西地区的医疗卫生形势有多么严峻，我成天看着一堆堆报表数据，头皮都发麻。
我们的老百姓还生活在这样的卫生环境里，简直触目惊心。
汪亦适说，你说这话也要注意，当心你惹的麻烦比我大。
汪亦适说，你想怎么做？
肖卓然说，我对于卫生局长这个职务的理解，就是搞好人民群众的健康。
根据我们皖西地区的实际，搞好健康，就要解决两头问题，上头不要乱吃乱喝，下头不要乱拉乱搞。
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居住卫生要结合起来。
汪亦适说，你这三个卫生的口子一扎住，医院的负担也就减轻了。
你的思路是对的。
肖卓然和汪亦适在探讨卫生局长和院长职责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没有细化。
不久之后，肖卓然大抓节制生育，十几年之后，在他担任市委副书记和市长期间，又大抓城市建设，兴建冲水厕所，高度重视居住环境卫生，花大力气控制大吃大喝。
当年他说的是抓两头，到了郑霍山的嘴里就变味了。
那是在一次和汪亦适、程先觉乘凉聊天的时候，郑霍山说，肖卓然这个人一辈子做了多少事？千条万条，数也数不清，但是要我说，重点就是两巴，上巴不要多吃多喝，下巴不要多搞多生——这是后话了。
这年夏天，肖卓然让地区卫生局政策研究科牵头，从地区卫校和几个医院以及防疫站抽出得力骨干，组成六个医疗工作组，奔赴梅山、蓼城、寿春等县，重点是丘陵和平原地区，水网稻田区，结合治病治伤，进行调研，课题就是人口密度和卫生条件之间的关系。
这个动作做得很大，持续时间很长。
一个月后，各路人马回到皖西城，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事例，证明在以农耕为主要劳作方式的地方，发病率较高，肝炎、血吸虫、肠道病乃至肿瘤，均高于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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