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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载上了史家班固所撰的《汉书·五行志》之中，这一卷（第廿七卷）成了《汉书》中最长的一卷。
（朱晓按：在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中，这一卷是从一三一五页至一五一六页，共二百〇二页。
）
班固的先例，几乎被后来各朝代的历史所遵循，有的还比照着有所发展，或者至少使儒教的这种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存在下去。
从上所说，我们可以容易地了解到汉代的新儒教是完全不同于孔子的不可知论的人文主义或孟子的民主主义政治哲学的。
可以看出这是中国第一个帝国时代的奇特的产物。
当各部族的宗教思想和实践聚集在一起并融合成为一个具有杂乱的信仰和崇拜的庞大的聚合体时，整个的宗教和智力气氛，即便在最高层的贵族和皇族方面，都是原始的和浅薄的迷信，新儒教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到保护和滋养，也必将采用大量的原始的和浅薄的迷信，这是很自然的。
新儒教，它明白地摒弃了早先从杰出的儒学思想家荀子那里接受的自然主义哲学；它明白地拒绝了孔子本人的不可知论思想，公然采取一种有神论的立场，它类似于曾被早先的儒家责难过的墨翟学派。
这些汉代的新儒教徒们相信他们能通晓上天的意志，并能解释出隐含在天地间显示出来的一切现象中的意义；他们相信巫术和炼丹术；他们采用占星家们的方法论，穷毕生精力试图用历史上和经籍中的相似处去解释自然界发生的灾难和异常现象。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应该原谅他们，这些儒家学者是处在这样一种只能明白一些原始的和浅薄的事物环境中的人。
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寻求一种方法，怎样才能在一个刚刚合并成立起来的帝国里，去抑制那无法避免的统治者的专制主义。
宗教似乎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武器，于是新儒教采用了宗教的形式。
迷信似乎能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于是儒教利用迷信作为它的主要部分。
他们想建立这样一种宗教：它能教统治者本人服从天意，对他属下的人民施行仁政。
为了这种缘故，新儒教常常勇敢地触怒皇帝和有权势的大臣们，强使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作出不少对人民有利的改革。
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对教育和学习的鼓励，新儒教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挖掘着坟墓。
经过几代人的进程，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学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他们对建立起来的国教中的原始和粗糙部分寻求补救办法。
这样，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兴起了一支称为“古文经学”
学派，他们代表更清楚和更成熟的思想，于是逐渐地、部分地代替了“今文经学”
，即汉初建立起来的新儒教。
数十年以后出现了大思想家王充（公元27～100年），他重振并发展了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并借此严厉地批评和清除了汉代儒教政治——宗教制度中所有的基本概念和信仰。
二、无为与有为
儒家的特别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国家。
孔子的栖栖皇皇，“知其不可而为之”
，便是这种积极精神。
孟子引旧记载，说“孔子三月无君则吊，出疆必载质（贽）”
。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这是何等气象！
孟子说大丈夫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都是儒家的积极人生观。
但儒者在那列国对峙的时代，可以自由往来各国，合则留，不合则去，故他们还可以保存他们的独立精神和高尚人格。
所以孟子还能说：
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
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的弟子陈代劝孟子稍稍降低一点身分，劝他“枉尺而直寻（十丈为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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