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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面彻底地掌握最重要的文本被认为是踏上仕途的前提，对男童的教育很早便开始，并且是借助初级课本和比较简单的作品。
其中一本教授读书写字的初级课本就是《三字经》，它被认为是《玉海》的作者王应麟所著，但实际上可能在元统治时期才成书，此后它便无处不在。
三个字组成的句子适合教学，人们早就发现了这点，这从朱熹的学生、理学家陈淳（1159—1217）的言语里便可得知：
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又以其初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
（后略）[21]
所以，如陈淳佐证，《三字经》是有前身的。
[22]其他初级课本还有包含568个姓的《百家姓》和据称是周兴嗣（卒于521年）一夜白头写就的《千字文》。
通过《孝经》，青少年要学会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正确行事。
为此，他们常常被要求以范例为鉴，就像吕本中（1084—1145）所著《童蒙训》里所辑录的那些一样。
在蒙学课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些道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比如陈淳的这本蒙学课本完全受到唐和唐以前贵族道德传统的影响，虽然它在形式上已与像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所著的《兔园册》这样的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旧蒙学课本有区别。
《三字经》里，总是三个字构成一个意思或一句话，四至八句话构成一个段落。
整本书共1068个字，不同的字却只有514个。
这些字里只有少数是复杂的，而大部分笔画较少，所以这本以教授儒家礼法为主要意图的蒙学课本既容易读又容易记。
虽然《三字经》的使用在民国时期已明显减少，章炳麟还是在1928年进行了重订，然而他的做法仍无法阻止新课本的传播。
旧的蒙学课本已经过时，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随着1981年4月《新道德“三字经”
》在上海出版，这种课本的形式又重获新生，而宋朝以来许多的蒙学课本都没有获得像《三字经》这样的成功。
各种手册、课本和工具书的增多不仅使教育更加普及，对待文本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书法因而也重新得到评价。
由于那些需要长期保留的文本也必须印刷，书法便成了纯粹的艺术形式和自我修养的手段。
文本如今更容易获取，所以也不用像以往那样熟记它们，印刷技术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重新挑起了争论，即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追求全面的类书式的知识，还是应当关注其根本和精华。
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是宋朝社会重要的构成部分。
如果某府的居民认为考试本身有不当之处，那么有时确实会发生动乱。
[23]这样的情绪很容易理解，因为考试成绩关系到不只个人的而且是整个家族的命运，而地位、权力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取得的职位。
尽管除国家考试外还有其他能取得职位的途径，比如推荐、买官，通过与高官的亲属关系或经由辅助性的职位而升迁，但那些通过国家考试取得官职的人不仅享有最高的威望，也有最好的升迁机会。
这当然是宋朝统治者制定相关政策的结果。
考试制度作为制度化、形式化的程序自公元589年就已存在，到宋朝才成为选拔官吏的基本手段。
隋唐时期，国家考试置六科，其中三科以专业考试（法律、书法和数学）取士；其他三科以综合知识考试取士，分为秀才、举人以及最高等最重要的进士。
唐朝时，那些能参加在都城按确定周期举办的考试的考生，或是经由府的官吏的推荐，或是要完成在京城学校的学业。
当然，考试制度总有它的批评者，有些人批评的是考试制度的某个方面；而另一些人，比如郑樵，则从根本上反对它。
有关考试制度的改革中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要数欧阳修推行的改革，这些改革不断重新定义着自宋朝以来与国家考试制度紧密相连的教育概念。
对那些想要参加考试的人来说，备考不仅占据着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而且常常也占据着他们成年的大部分时间。
成功通过殿试的考生平均年龄通常在35岁，在公布的考生名单里，不只有才成年的考生，也有已过六旬的考生，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很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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