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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正统与自由之间：文官的文本（900—1350）25.科举、印刷术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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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和手册
宋朝（960—1276）时，某些之前只是初露端倪的发展得以兴盛。
唐朝的统治土崩瓦解之后，五代时期（907—960）中国某些地区的文化和经济的进步极大地动摇了旧统治阶层的地位。
因此，唐朝的结束同时被视为中国中古时期贵族社会的终结。
[1]这些变化改变了宋朝文人的处境。
国家科举考试制度越发重要，印刷术的普及使更广泛的居民群体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促使他们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考试制度、行政管理的需要，加之印刷术提供的新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各种类书、手册和文集的编写。
建立于公元960年的宋朝希望通过对知识和传统的整理来为自己正名。
[2]
以文字方式保存的遗产浩如烟海，因此，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产生了对它们进行整理的需要，以及对某种方便使用这些以文字记录下来的知识手段的需求。
编纂类书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汉代，并在唐代经历其初次繁盛。
那时，标准化的知识成为成功完成各项国家考试的前提条件。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皇帝都把支持和资助包罗万象的类书的编写视为己任。
因为这些官方的努力，有些可谓鸿篇巨制的作品得以产生。
它们大多不是由单个作者，而是由专门的委员会纂录而成，就规模而言，在任何其他的发达文化里都无可匹敌。
当时，类书的编排原则并不总是相同的。
它们同样取决于每部作品的整体构思，也取决于每部作品的委托者及编写者的世界观。
类书，所谓按类整理的书籍，这个名字本身就指向分类编排方式与宇宙秩序理念间的密切关联。
这种关联在文艺理论里也有清楚的体现，[3]反映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即对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所有现象进行分类，将它们区分为“类”
和“子类”
。
学子将这些类书和会要（汇集的典章制度）视为教科书，文人把它们用作工具书和指南，官员用它们来指导实践，在历史前例中为自己的决定寻找依据，诗人则在其中寻找前人的名言警句。
类书就这样为学者、诗人以及中国文学里丰富的指涉提供了有益的环境，在某些时候，这类书甚至是这些言外之意产生的前提。
因此，将类书称为“中国文化最典型的创造”
肯定是有道理的。
[4]
可归为类书的作品特征迥异，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很明确。
特别难区分的是首先作为引言汇编的类书和按类整理的文集及同样按类编排的词典，而类书又很可能发源于词语注释和词典，这使得进行此类区分变得尤为困难。
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分为19篇的《尔雅》和刘熙（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释名》就可以被看作类书的前身。
同样可以被看作类书前身的还有格言和哲学类作品，如刘向的《说苑》和《风俗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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