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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海德堡读书的那个时期（1930—1935），在海德堡，他接触了德国的诗歌。
回到中国后，冯至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冯至所为人熟知的还不是他的诗歌作品，而是为他翻译的德国文学作品（歌德、海涅、尼采和里尔克）。
[186]他在1941年创作的27首十四行诗带有里尔克的影响，也有歌德和鲁迅的影响，是“用西方形式创作的现代中国诗歌中最完美的作品”
（顾彬）。
[187]
20世纪30年代早期，虽然左倾思潮占据统治地位，但依然有人更关心艺术而非政治。
这些人中有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他们共同出版了合集《汉园集》。
出生在江苏的卞之琳是三个人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他在北京大学学习英语和法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翻译工作，在大学中接触到的西方文学也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
同冯至一样，他也不仅局限于对日常事务的描写。
卞之琳诗歌创作最为集中的时期是在1930年至1937年间，政治局势变化之后，他在1938年到了延安。
从那时起，他就完全将诗歌视为政治和教育的工具。
何其芳与徐志摩、闻一多一样，都深受英国浪漫主义影响。
知识界的危机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局势最终也使何其芳彻底放弃了艺术至上的观点。
[188]早在1936年和1937年的一系列诗歌中，他就已经脱离了过去那种执着于梦境的浪漫主义风格，开始转向新的现实主义，描写没有土地的穷苦农民。
听从朋友卞之琳的召唤去了延安之后，何其芳也将创作全部用于满足革命的需求。
抗日战争前，战争是许多诗歌创作的核心题材，这也使得各种诗歌的创新尝试有所减少。
写作战争题材诗歌的作家中最为著名的是蒲风（1911—1942）、田间（1916—1985）、臧克家（1905—2004）和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1996）。
出身农村的臧克家在30年代初期就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他在闻一多的影响下，写作了大量诗歌来描写那个时代的不公和苦难。
1934年，这些诗歌被收录在诗集《烙印》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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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非常著名的诗人艾青最早的重要诗歌作品是在上海法租界的监狱中创作的。
1932年到1935年间，他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关押在那里。
[190]在法国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了阿波利奈尔和兰波的诗，这两位诗人和美国诗人惠特曼都对艾青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
他的实验性自由体诗歌带有自传的性质，例如长诗《我的父亲》（1941年），在这首诗中，他描述了自己前30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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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因其战争题材的诗歌（例如1939年的《他死在第二次》），以及他1939年到1942年间穿行于中国北方之时描写该地区人与自然环境的诗歌著称。
30年代晚期的很多诗人都与艾青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他们更关注现实，在诗歌中描写“有血有肉”
的农民的艰难生活。
艾青也跟这些诗人一样，虽然他从194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用文学创作为党和人民服务（虽然这些作品的文学意义不大），但在1958年的运动中，他也遭到了排挤，并且长达20年之久。
在抗日战争及此后的国内战争期间，并非所有诗人都为战争和政治纷争进行创作。
由于他们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台湾地区，他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2]这些诗人延续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的那些现代诗风格，这类诗歌创作的巅峰期是以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的《汉园集》以及《新诗》杂志的创办为标志的。
将诗歌艺术置于政治之上的作品还有冯至的十四行诗，这些诗沿袭的是早期新月社和象征派的手法。
这一类的诗人中包括辛笛（原名王馨迪，1912—2004）、陈敬容（1917—1989）[193]、杭约赫（原名曹辛之，1917—1995）和穆旦（1918—1977）。
在中国台湾，他们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大陆则是因为被称为“朦胧诗”
的文学潮流。
从20世纪30年代起，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的发展起到了无人可比的重要作用。
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不仅因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而占据重要地位，也曾经创作诗歌以及创作传统词形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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