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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话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同时也因新思想的涌进，为新内容创造新表达成为必要。
从1913年狄文爱德（A.H.Mateer）于上海刊行的《新名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有多么突出。
[4]主要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非官方报刊在中国存在已久，在19世纪末改革运动普遍兴起之时，报刊业也随之取得了新发展。
[5]梁启超于1895年主编《强学报》，作为康有为成立的强学会的机关报。
翌年，梁启超主编《时务报》，逃亡日本后，他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
[6]此后，效仿者纷起，以至到1906年，中国已有239种报刊，虽然部分报纸不久后便停刊了。
其中，仅在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兼现代潮流中心上海，就有66种。
[7]此外，平版印刷术的推行使排印插图变得极为方便。
新的画刊不仅刊登新闻和政治评论，也刊登诗歌和消遣性文章。
不久，这些内容占据了副刊，一种文学性的新闻写作形成了。
由此产生的文学杂志在诗文以外，还刊登连载小说及外国文学。
其中，四种于上海发行的期刊最为著名：梁启超1902年创办的《新小说》、李宝嘉主编的《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吴沃尧与周桂笙主编的《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和黄摩西主编的《小说林》（1907年创刊）。
这些文学期刊催生出最初的职业作家，为后来的文学改革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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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名称所示，期刊的内容以小说为主。
这种叫法指的正是教育精英并不认可的那些体裁，其中不仅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包括讲唱作品，甚至戏曲，但主要是连载小说。
长篇和中短篇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多种，但诗文被视为旧儒家思想的表达的观点，肯定起了重要作用。
文学的革新与标准语的发展
关于小说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新文学当具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曾有若干宣言作出过纲领性的表述。
西方哲学的知名译者严复（1854—1921）[8]和夏曾佑（1863—1924）在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刊）上发表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其中论及过去文学的教化功用。
他们认为，小说虽为百姓所喜爱，在过去却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当下的关键是传布新文学以使民智开化，这在欧美和日本已颇为成功。
梁启超在他1898年所撰的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持类似观点。
他对旧小说的贬低比之严复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反对《水浒传》《红楼梦》之类诲**诲盗的小说，主张小说革命，提倡政治小说。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此种要求之必要。
他的口号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
[9]梁启超认为，关键在于提升读者，并在文学中为之提供可效仿的楷模。
中国的历史朽败，似乎无法提供这样的楷模，所以须求之于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第这样的人物及其他现代的爱国者、革命者和政治家。
由此可见，严复和梁启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士，他们是知识分子，以自己国家的革新为己任。
对他们来说，文学似乎是一种合适的手段，可以传布他们所追求的新价值，以使民智开化。
这些最初的知识分子虽少有值得提及的文学作品传世，但在城市的读者当中培养了某种新的政治意识。
然而，他们虽严厉批评经学，特别是批评过去几个世纪的科举考试的僵化，自己却仍未能摆脱旧的教育世界，多数还在用文言写作。
文学史对新文学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被忽略的文学传统也被重拾，包括所有被归于末流的诗文，特别是小说，至此才有学者肯将其列入本民族的文学当中，比如刘师培（1884—1919）和章炳麟（1869—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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