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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史书体裁始于《春秋》，宋代的一些重要史书就是采用了该体裁，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
这部著作的写作方式被后世诸多史学家模仿，书中讲述的历史上接《春秋》，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下至公元10世纪，跨越1326年。
除主要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史书创作外，最晚从公元5世纪开始，佛教和道教还开始编修自己的史书。
这些修史的工作以圣徒传记为主，通过修史，佛道两家希望在面对其他宗教时，或是在国家管控的机构，特别是皇家那里，为自己的学说争取一定尊严。
这类史书尤为重要的是对自己宗教以及僧侣、道徒的重要性的叙述。
传记集的作用是讲述人物典范的事迹，最早的这类作品是刘向编纂的《列女传》。
这部著作的今传本形成于公元13世纪早期，特别是在帝制时代的最后几个世纪中，这本书广受欢迎。
[124]在公元6世纪初期，居住在京城、专门负责为僧人制定行为规范的慧皎创作了《高僧传》，开创了佛教圣徒传记文学的传统，他在创作上也参照了类似的著作。
修史是文官非常喜欢的工作，所以随着唐宋教育制度的发展，史书的数量也大幅增加，人们将私家编纂的史书称为野史，[125]这种野史与“笔记”
体裁很接近，两者之间有时很难区分。
[126]
具有特殊地位的还有“地方志”
，这种史书部分出于官方授意，部分出于个人主动而编纂。
宋代之后出现了几百部这样讲述县级、省级政区史迹的地方志，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历史资料。
地方志承继的是《山海经》的传统，是曾经作为朝代史一部分的舆地志独立出来之后形成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对整个国家的描述，里面主要是行政区划以及行政管理所关心的内容。
虽然史书在编纂过程中习惯以已经存在的作品和叙述模式为基础，但其中还是会留下时代和流行趋势的痕迹，而所有的史学家都是在事实中为理解历史寻找依据。
沃尔夫冈·莎德瓦尔德（Wolfga）认为司马迁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史书都并非“真正的历史”
[127]，他的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对他的这种观点也只能是非常有限度地接受。
在中国的史书中，某些特征的确是不像在古希腊历史著作中那样明显，例如中国史书就缺少我们在修昔底德作品中能够读到的那种对特定事件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闻所未闻、前所未有之事的关注。
或者说，历史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会受到儒家文官的评判、褒贬标准以及中国所有史书创作主要目的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著作被视为文学作品的模板和蓝本，从这一点上看，这些著作类似西方的史诗作品，大量的叙事作品讲述的是历史题材，并将史书作为资料来源，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尤为明显。
在人物的刻画和叙事技巧上，无论是传记形式，还是对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件事的方式的偏爱，抑或是对特定题材和修辞手段的使用，史书也同样被当作范本。
鲁迅（1881—1936）曾经论述过所有叙事与传统历史著作之间的这种关系。
鲁迅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倡导者，他在小说《阿Q正传》的序中很明确地指出了史学遗产造成的负担：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
第一是文章的名目。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
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
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
“列传”
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
里。
《阿Q正传》不但是鲁迅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可以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写在开端的这一段是关于如何看待史书撰写的文学化处理问题的，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史书的重要性如何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文化行为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既服务于民族自觉意识的形成，也服务于同一派别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意见分歧，这一点在小说和戏剧作品对历史题材的运用上体现得尤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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