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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和袁宗道兄弟俩与画家兼文艺理论家董其昌的某次交谈，可用来说明这种矛盾的观点。
袁宏道在《叙〈竹林集〉》中有这样的记述：
往与伯修过董玄宰。
伯修曰：“近代画苑诸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辈，颇有故人笔意不？”
玄宰曰：“近代高手，无一笔不肖古人者，夫无不肖，即无肖也，谓之无画可也。”
余闻之悚然，曰：“是见道语也！”
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
[108]
明代抒发性灵的思想的兴起，当然也要联系当时个人主义的兴起来看，后者特别体现在哲学家李贽的作品当中，他对当时文学的影响颇深。
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将备受公安派推崇的徐渭描写成个人主义的代表：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
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
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
[109]
袁氏兄弟和公安派把对盲目崇尚唐诗的批评和抒发性灵的态度宣布为纲领，两者结合，并产生了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不长久。
明末清初时虽有批评复古者，如钱谦益[110]和袁枚（1716—1798）[111]，但相比较下对宋诗的轻视仍占上风，直至近世。
这也与明初及清初相仿的某种复古运动的复兴有关。
它先是以某种松散的形式出现，18世纪时又让位于某种严格形式，但总还是容许如王士禛这样好表达个性的作者的存在。
[112]
清初的语文学与经学
在明代，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因无视道德理想的专制统治以及个人的堕落而无法实现。
所以，17世纪明代的灭亡多被视为儒学的失败，无论是在国家还是个人的层面。
因而，清初文人和知识分子在寻找新方向时，认为无法再以16世纪时自我修养的理想为依据，而是应当去寻找某种通往儒学源头，特别是儒学经典的直接路径。
坚决、客观地应用语文学的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比如应用受西方影响的天文学以考定时间，这造成了某种对意料之外事物的开放态度，而这样的态度此前在中国是不曾有过的。
当时的学者主要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富足地区和京城，我们关于中国古代及其经典的知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归功于这些人。
[113]
17世纪，文人的兴趣在转向语文学的同时，也转向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
这有若干原因，首先是严格的审查造成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
对他们来说，魏忠贤对东林党的迫害还历历在目，于是，经学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特别是当审查几乎只针对反政府的言论，其他文学领域并未受牵连。
清政府懂得通过资助文学的学术工程而让文人依附于政府。
这其中，考订训释的工作使得难以理解的、散落的文字得到了整理。
今文经学也因此复兴，以至于长久以来被冷落的西汉文献又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这种被称为汉学的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对儒学的重新评价。
由此，人们不仅愿意接受政治和社会的根本改革，也以儒家本来的价值为根据，积极地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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