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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故事与历史记载之间的相似性明显可见，这一点，从此类作品集中的“志”
“记”
“传”
等部分的内容就能够看得出来。
此类合集中甚至有一些首先是被当作记载历史事件信息的方式，其次才被归入娱乐的功能，例如《西京杂记》。
这部著作据推测是公元500年到525年间由萧贲（约495—约552）所编，主要记录西汉时期的杂史。
其他的一些作品集除了志怪，还有志人，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内容。
除了《列异传》和《搜神记》这样的作品集，从公元3世纪开始，关于异境、异族的描写也形成了一种门类。
这类作品中地理学和民族学的内容占很大比重，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张华的《博物志》。
[110]随着国家的扩张，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报道，但是对这种报道的收集和整理是公元3世纪才开始的，人们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广大。
小说与史书著作的相似不仅是在形式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观念上也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直到唐代，传奇才彻底与历史著作脱离开来，但唐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幾还在批评“志怪”
作品是劣质的史书。
这种看法并不难理解，毕竟志怪的作者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使用历史学家的创作手法，他们会指明信息出处，还有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但我们看不到任何迹象证明志怪集的作家或编者也认为自己是在书写历史。
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我们已知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哲学或文学作品的作者。
“志怪”
都为单纯的记述，没有评论或论述，也没有我们在史书或唐代篇幅较长的“传奇”
中看到过的那种用以点明教育意义的后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怪小说”
延续的是古老的史传传统，其中经常会包含一些占星学的内容，这个构成元素已逐渐从史书中消失，虽然并不是彻底不见。
从这个意义上看，“志怪小说”
可以被视为旧的史书传统分裂之后产生的结果。
《太平广记》中收集了汉至宋末各种类型的叙事作品，其中也收录了“志怪小说”
，这说明这一文学形式在10世纪时已经不被看作历史著作了。
在干宝这样的作家作品里，史书与“志怪小说”
之间的相似性体现得尤其明显，他的《搜神记》具有很强的史书特征。
葛洪的一段话明确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他在《抱朴子·自叙》[111]中这样写道：
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
[112]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志怪小说”
的素材或者核心内容通常已经在家族或宗族中流传已久，然后才被整理出版。
这些作品，特别是受佛家思想影响的那些作品，体现出很明显的修身目的。
同时它们也已比较明确地体现出批判意识，例如对鬼神的能力甚或鬼神是否存在表示的怀疑。
公元3世纪到4世纪的人口大迁徙中，新的环境让人们认识了不同的传统，接触到新的神话和意象。
特别是在中原人口迁徙的主要目的地南方，长江下游的吴国故地由此出现了北方文化与东南当地文化相融合的现象。
[113]一些故事也体现出了民族特征，例如吴国将军孙策之死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搜神记》和《三国志》的注解中都有记载。
在故事中，孙策将他的一个对手绑住，丢在了烈日之下，并且违背了雨神的意旨将其杀死。
我们能够通过该故事看到中国南方楚文化里将巫师剥去衣服暴晒求雨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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