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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38个体裁概念的界定并不总是很清楚，且编者序言中说到的38种体裁名称在很多时候与文集中所使用的名称并不一致。
《文选》原书分为30卷，公元658年左右出现的李善注本改为60卷，其中前半部分收录的都为赋文和诗歌这类的韵文，后半部分包含的35种体裁基本为非韵文形式。
这种按照体裁排列的形式同时也兼顾了不同作家的文章，汉代之后出现了“文笔”
这个概念。
此外，是否押韵成为基本标准之一，韵文经常被赋予比较高的地位，例如收录在《宋书》卷六十九中的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
在这封信中，范晔比较了押韵和不押韵的文章，并且强调格律严格的形式会让文章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由于沈约等人从宇宙秩序等角度出发，对声调的作用以及文章韵律性进行了思考，人们从公元6世纪开始更加严格地区分有规范的文学作品及其他类型的作品。
这种区分对唐代律诗的形式规则及其使用方法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能长久地被人接受，反而很快就遭到激烈的攻击和批评，特别是晚唐时期一些将散文写得像诗、将诗写得像散文的文学家。
与其他许多形成于公元5世纪末的作品集一样，《文选》的编订者也同时有多个要实现的目的，除了保存作品、教育教化外，还有娱乐的目的。
但娱乐功能是很有限的，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南方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对于道德规范的严格追求，这种发展趋势被称为“儒教化”
。
如果同时看一下当时的其他文集和类书，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理解《文选》对文学概念的狭义解读。
从这些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到普遍存在的专业化趋势。
完整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农业类书《齐民要术》[83]为贾思勰（大约生活在公元5世纪）所著，正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下，农业类书的出现说明：即便是在遁世的做法风行之时，上流社会在公共要务和人民福祉方面的努力也没有完全停止。
在公元6世纪“儒教化”
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诸如唐初学者王通（584？—617）[84]或唐太宗谋士魏徵（580—643）[85]这样的杰出人物。
公元6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长期分裂状态后重新追求统一的阶段，在中国上流社会的文化中，颜之推（531—591）这位“佛儒”
的《颜氏家训》是非常重要的著作。
[86]在这部著作之后，许多“家训”
涌现，由此开创的传统曾在宋代之后再次兴盛。
[87]
公元6世纪按照题材分类的文集有徐陵奉萧纲之命编订的《玉台新咏》，这部收录爱情诗的著作是同类文集中最早的一部，[88]其中收录了从汉代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的相关诗歌，并多为6世纪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认为是宫体诗的典型代表。
《玉台新咏》收录的众多诗歌中，有502首来自南朝，这些南朝的诗由113位作者创作，其中有12位女诗人。
无论从题材还是从特定意象的使用上，这些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晚唐词的前身，此外，晚唐词也有源自民间的部分。
刘勰的《文心雕龙》
虽然与《文选》产生于相同的环境中，同样也由受到富有家庭或皇族资助的文人所作，延续的也是从建安时期就开始的文人传统，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文学的观点却有所不同。
[89]他的这部著作可以被认为是诗学专著，成书时间在公元500年前后，创作这部著作本身就是对当时文学领域以沈约、谢朓、王融为主要代表的革新运动的回应，这几位作家所代表的风格后来以年号永明（483—493）为名，被称为“永明体”
。
刘勰的基本观点是他的“通变”
论，他的这种理论一方面将文学在质量上的变化看作一步一步走下坡路的衰落史（例如第二十九卷中的论述），但同时他又认为文学的质量是政府和统治者本人好与坏的直接结果（第四十五卷）。
这部著作体现了随着历史不断变化的文学观以及所有文学理论与史书编写之间始终存在的密切联系。
文学被文官当作自我认知的手段，所以文学批评也始终保持着教化的功能，这些文官从根本上既不能也不愿放弃塑造世界的责任。
由于刘勰所持的整体观，《文心雕龙》不同于前代和当时的文学批评著作，它探讨的对象不仅是文学散文与诗歌，而且包括历史著作和哲学论述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
刘勰对文学的定义也符合这种广泛性：文学的源头在世界的整体秩序之中，文学就是这个整体秩序的体现，负责传递的是带有感情与判断力的人心。
孔子的古代经典已经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形式，刘勰以此为基础，将古代文本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他认为古代经典实现了有效的秩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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