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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用《后汉书》中的几个段落来说明范晔的语言特点:
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
[116]
声荣无辉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
[117]
关于宦官,书中写道:
然莫邪并行,情貌相越。
[118]
我们可以通过那些能断定范晔所用资料来源的地方,清楚地看出他是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评估,并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改写的。
下面这一段文字摘自东汉时期的《东观汉记》一书,同时也是首部记录这个时期的断代史著作,其中一段是一个男人与自己母亲的对话,被范晔所采用:
“此妇劝异居,不可奉祭祠,请去之。”
遂叱出其妇。
[119]
这一段在《后汉书》中是这样的:
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
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
坐中惊肃,因遂罢散。
[120]
除沈约(441—513)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以及魏收(506—572)的《魏书》这几部著作外,各个朝代的正史都是到了唐代之后才重新开始编撰的,并且多为皇帝授命而为。
这些著作以一些没能流传至今的早期史书为基础,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能看出,这些史书主要还是为了体现授意编书者的理念并证明某种合法性,例如《晋书》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121]不过很快就有人对授意编史者与史书编纂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批评,刘知幾(661—721)在完成于710年的著作《史通》中用了二十篇的篇幅来论述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其中就谈到了史书撰写方面存在的问题。
[122]《史通》是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直到1000年后才出现,即章学诚(1738—1801)所作《文史通义》。
[123]
“标准化”
史书在唐代之后被称为“正史”
,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命人汇刻了24部这样的纪传体史书,合称“二十四史”
。
清朝没有正史,只有一份“史稿”
,名为《清史稿》。
从唐代开始,史书中曾经大量存在的文学元素逐渐减少,严肃的公文风格开始占据主导,这应该也跟档案资料的特点有关。
史书作品只偶尔有一些引子、前言或所附的散文能成为经典。
但由于宋代的古文运动,特别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发展的野史创作,我们还是能够不断看到一些优秀的散文作品,所以不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理论的层面,史书创作与文学都没有真正分开。
其他形式的史书
除按照司马迁《史记》的传统,由“纪传”
“列传”
和“志”
等部分组成的纪传体史书外,还有一种编年体史书(某些这类史书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前一种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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