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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因时而变还是效法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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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为整体的概念的解体
中国的历史上，在效法古代的时期之后，总会出现自觉本身独特之处并因时而变的时期。
比如西汉的东方朔就认为，他的时代正处在文化发展的顶峰。
这样的看法总还具有某种赞颂的味道，即肯定当前的状态以至当下的统治者。
有时，这种赞颂中也包含某种讽刺。
某些赞颂也明显包含着劝告色彩，比如《文选》第四十九卷所辑干宝的文章，其中就强调了东晋时的繁荣以及当时所取得的成就。
此外，何为古，何为范式，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非不变。
比如挚虞在其《文章流别集》中称汉以前的作者为古，他主要是指《诗经》中的作者和屈原。
在唐代，建安时期的诗人即为古，而宋代又以盛唐诗人为古。
在“法古”
的观点之外，总有这样的看法，即任何时期相对其他时期都是一种变化，因而人们要求事物应当符合自己，要有自己的美学，而音乐总被用来说明这种变化。
事实上，古代的统治者就已依具体的情况来改变音乐了。
同时，在文学领域，总有观点认为某些形式只在某些时期盛行。
比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就提出诗在唐代已穷尽，这样词和曲才得以兴起。
汉以前，“变化”
还没有被等同于“变坏”
，但此后，变化的概念便常与没落和衰败相连。
古时已有相应的观点可依，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认为体现秩序与和谐的歌才是美的。
但汉亡后，关于固定秩序的信念就被严重动摇，特有规律，尤其是个体的风格受到肯定，不再被视为对国家秩序的危害。
这些个性主义思想的萌芽不久又被遏止，以宇宙论为根据的美学假定凡文学皆为有秩序的世界的反映，并由此建立起一种诗学的基础。
这种诗学认为文学包含“道”
，这种观点在早期以柳宗元和韩愈为代表的、视诗文为文学组成部分的古文运动中达到高峰。
之后，理学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体现在宋代以来的许多诗学专著中。
这些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提出的理论均受到了严羽《沧浪诗话》的影响，无论它们是赞同还是反对严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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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汉末以来，其实所有可能都被尝试过。
每个时代都可有自身的文学成就，虽与古代相异，但仍可自立，持此种观点者几乎各个时代都有，但只是少数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体裁的多样性是一个特别的问题。
在实践中，人们实际无法总是保持文学的整体性，所以要为每种体裁和样式的独特性找出新的理由。
比如李东阳曾尝试将诗文加以区别，只取形式为标准，而不评骘高低。
按他的理论，具备某些音乐方面的性质的文均可称为诗。
在《怀麓堂诗话》中，他反对黄庭坚“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
的观点，但也承认，他那个时代的作者不懂得如何写诗，他们缺少写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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