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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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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中，公元190年被战火毁坏的洛阳城映射出了作者的命运，而作者登上山之后看到了这一点。
悲愤诗也与蔡琰（生于约178年）这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蔡琰是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
在第一任丈夫死后，没有子女的蔡琰回到父母家中。
汉末南匈奴叛乱时，蔡琰被掳走，成为匈奴左贤王之妻。
蔡琰的这段经历为后来大量讲述她所受苦难的作品提供了素材，特别是她在匈奴左贤王死后，又按照部落传统，嫁给了左贤王的儿子。
后来，蔡琰被曹操接回，此后据说又第四次再嫁董祀。
关于她是否用骚体创作了18首五言诗这个问题，从苏轼之后，这种说法就不断遭到质疑，而这样的质疑应该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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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开端
与曹氏家族关系密切的诗人留下的作品中，除了大量的诗歌，还有三篇记录当时文学潮流的重要文章也得以流传：曹植于公元216年写给杨修（175—219）的信，曹丕于公元218年写给吴质的信，以及被萧统收录在《文选》卷五十二中曹丕的《典论·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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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写信时是25岁，他希望父亲能够将魏国的王位传给自己。
这位可算得上当时最受人欣赏的诗人将作品寄给了相熟的杨修，也许是希望能够以此表达自己将政治事务放在文学创作之前的意愿，并申明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信的开头，曹植强调自己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文学创作，所以有权利对当时的作家进行评论。
接着他又指出，除了孔子的《春秋》，无论是书面的文本还是口头的流传都要经过不断改善，每个人的喜好也不相同。
他说自己虽将少年时的作品附上，但他现在更重视的是政事，只有在无法参与政事的时候，他才会去撰写历史或严肃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事情他本是打算到老年之后才做的。
曹植信中将文学创作放在政治事务之后，将文学与公众事务区别开，并将文学创作归于青年时期，将严肃的、符合道德标准的创作归于老年时期，以此说明文学与政治以及行为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区别。
杨修在回信中则更进了一步，他认为这两者截然不同，政治作为与文学创作之间不具有任何可比性。
曹植的哥哥曹丕出乎意料地成为魏国的第一任国君。
在上述两封书信公开之后不久，他凭借一些关于文学的短文超越了弟弟，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父”
。
曹丕跟自己的弟弟一样，也想扬名后世，认为著书立说是仅次于政治作为的方法。
他在写给亲信王朗（卒于229年）的一封信中说，自己选出了百余篇“文论”
、诗和赋，打算给周围的人公开讨论。
在此之前的一封完整保存下来的写给友人兼门客吴质的信中，他已经详细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观点。
他先是哀叹了与孔融、阮瑀并称“建安七子”
的四位诗人于公元217年因瘟疫而死，并回忆了旧日里如何一起出游，如何一起恣意放情：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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