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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军在占领黄河流域之后，自以为取天下易如反掌，立刻暴露出征服者的凶残嘴脸，稍遇抵抗即滥加屠戮；并加紧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一系列适应其落后生产方式的措施，使本已满目疮痍的社会经济遭到更加惨重的破坏；攻占南京后又悍然将剃发令推向全国，强迫广大汉族人民改变风俗习惯。
民族矛盾因而急剧激化，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抵御清军的征服，解除满洲贵族强加到汉族与其他民族身上的民族压迫枷锁，也就成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10]所以，不论是清军刚入关时大顺军的抗清，还是清军攻占黄河流域后南明各派势力反抗满洲贵族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就不仅是正义的行动，而且也是有利于保护中原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有益于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的。
不过，在南明的抗清斗争中，各派势力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
“综观南明长达二十年的曲折历程，不能不承认原来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始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把视线放宽一点，郑成功之所以能在明清之际扮演抗清主角之一，同他继承了海盗出身的郑芝龙的部众和资业有密切关系。
换句话说，腐败透顶的明王朝自甲申（1644）以后，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立的能力，同气焰方张的清朝周旋了二十年，主要是靠曾被视作‘大逆不道’的‘流寇’和‘海盗’。
没有这种大换血，朱明朝廷早就灰飞烟灭。”
因此，顾诚的《南明史》不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而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郑成功队伍的抗清斗争为主线来展开论述的。
书中不仅充分肯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刘体纯、李来亨、袁宗第、郝摇旗、郑成功等人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业绩，同时还高度赞扬了山东、江阴、嘉定、英霍山区、皖南、陕西等地百姓和各支义军在自发的抗清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这样的论述，就不仅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揭开南明抗清运动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20年斗争的奥秘，而且对那种把南明抗清斗争纯粹看作残明腐朽势力的垂死挣扎的错误观点，也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顾诚也着力贯彻这一原则。
对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上的众多历史人物，他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按照他们对主要社会矛盾和历史任务的认识及其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功过，表明自己的褒贬态度。
综观他的历史人物评价，具有如下的鲜明特点。
首先，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分析。
如对明末农民战争早期起义农民及其领袖人物的受抚问题，顾诚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指出在起义爆发的初期，揭竿而起的农民及其领袖在思想认识上都呈现幼稚的特征。
他们尽管拿起了武器，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推翻朱明王朝宏伟事业的开始，而往往把仇恨集中在那些直接压榨欺凌自己的官吏和豪绅身上，一旦朝廷和地方官吏宣布“赦罪招安”
和放赈，便会自投罗网，接受招安。
他们既然尚未意识到朱明王朝维护的正是使自己遭灾受难的暴虐统治，出现这种现象也就毫不奇怪了。
所以，“我们应当如实地把起义初期农民们的接受招安，看作觉悟尚低的一种表现，而不能过分苛责，一见‘受抚’就给加上投降、背叛之类的罪名”
。
其次，在历史人物评价的社会价值标准和道德价值标准上，把社会价值标准放到首要的地位。
以往的南明史籍，将拒不降清，以身殉国的史可法、刘宗周、何腾蛟、瞿式耜称为英雄人物而大加赞颂，将先后降清的钱谦益、孙可望彻底加以否定。
顾诚认为“以是否死节作为忠佞的唯一标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临危受命固然值得肯定，因为他们在最后关头表现了民族气节”
，但绝不能因此而不看他们对抗清复明活动的态度和功过。
因此，顾诚虽然肯定史可法、刘宗周、何腾蛟、瞿式耜的民族气节，但却严厉批判史可法“在策立新君上的致命错误”
，在军事上的“一筹莫展，毫无作为”
；指责刘宗周“迂腐和褊狭”
，“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
，在弘光政权建立后他行为“极其诡异”
，“客观上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
，“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绝食自尽”
，“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他是以身殉名”
（《南明史》）；批评何腾蛟、瞿式耜“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歧视和排斥原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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