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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能带兵的亲王、郡王几乎全部带领八旗子弟云集山西。
值得注意的是，阿济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统帅，而在山西战场上扮演的只是前线指挥官。
留守北京的却是刚从江西凯旋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
六年八月，多尔衮感到京师地区兵力过于单薄，下令端重亲王博洛“酌撤闲驻兵还京”
。
博洛报告：“太原、平阳、汾州三府属州县虽渐收复，然未复者尚多，恐撤兵后，贼乘虚袭据，应仍留守御。”
[71]多尔衮勉强同意了。
历来治史者谈及南明，大抵着眼于南方，对姜瓖、王永强等人的反清复明运动注意不够。
这反映了他们不大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响过深。
永历朝廷虽然在口头上以复明自任，但情报不明，从来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
在南明方面的史籍里除了有几条姜瓖的记载以外，他们对山、陕各地风起云涌的大范围、大规模反清运动似乎知之甚少，对清廷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单薄的窘境更是一无所知。
永历朝廷在全国反清复明运动处于**的时候，只知道江西、湖广战局逆转，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何腾蛟遇难，陷于张皇失措之中。
永历君臣完全不了解谭泰、何洛会在稳定江西局势后不敢深入广东而撤兵北返，济尔哈朗、勒克德浑出兵湖南原定目标是追剿李锦等为首的忠贞营，由于明督师阁部何腾蛟为争功而瞎指挥，糊里糊涂地被清军擒杀，济尔哈朗等趁势暂时稳定了湖南局势，顾不上原定目标就匆忙回京[72]的原因。
两路清军的北撤很明显是清廷为了加强京畿根本之地，永历朝廷沉浸于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庆幸清军未乘胜直下广东、广西，不知道这时正是清廷最吃紧的时刻。
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陈邦傅等人又昏天黑地地过起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钩心斗角。
“时举朝醉梦，有假为吴三桂反正疏及南京反正书者，谓四方好音日至。”
[73]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军南下，才如梦初醒，乱作一团。
南明君臣的闭目塞听、得过且过，由此可见一斑。
凭借这种朝廷要实现抗清复明的大任，无异于痴人说梦。
姜瓖、刘迁、王永强、虞胤等人的抗清斗争一方面证明清朝在北方的统治远未稳固，另一方面又证明满洲八旗兵的作战能力相当有限。
从江西、广东反正后永历朝廷及时封爵拜官，而山西、陕西的各支义军首领大抵是遥奉明廷，自称大将军、大学士、巡抚、总兵，永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
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后来孙可望、李定国、鲁监国、郑成功等经常派密使深入清统治区联络各地潜伏的义士，相形之下永历朝廷的目光短浅实在令人惊异。
永历朝廷既是这样无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胆地集中兵力镇压晋、陕义军。
姜瓖反清后，清廷归罪于宣大总督耿焞未能事先防范，把他革职[74]，由佟养量接任。
佟养量带领所部山东兵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平型关）、雁门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
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75]。
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76]。
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到1649年（顺治六年）六月，清军虽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形势有所好转，多尔衮担心在山西被牵制的兵力太多，旷日持久必将影响全国，于是他决定再次亲征大同。
离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门满、汉官员做了一番解释，说：“予之行也，非以诸王大臣不胜其任，但恐行师之际扰及良民，故为亲行。”
[77]这种不成理由的说法只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焦虑。
多尔衮的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八月间回京时他本人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的复明势力终于招架不住了。
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
[78]。
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瓖部下的总兵杨振威变节，暗中派人出城向围城清军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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