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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不愿借他的声光而已。
当然，谢稚柳自己的努力才是他能获益于敦煌之行的关键。
他写过两部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书，一部纯为记叙，名为《石窟叙录》；一部名为《敦煌艺术叙录》，是研究敦煌壁画与印度佛教关系很权威的著作。
在这部书中，当然亦有张大千的意见在内。
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张大千与谢稚柳天各一方，从未见面，可是他们的交情并没有变，直可说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
在台湾的张大千，曾多次对谢稚柳寄意，如他认为是罕见珍品的“艺坛主盟”
牛毫笔，就托人送了谢稚柳两支。
此笔张大千送过毕加索，非寻常馈赠，意中是承认受者方有资格用这种笔，加上笔杆上所镌的字样，无异表示肯定了谢稚柳在大陆艺坛上主盟的地位。
不过这两支笔，赠者在一九六四年托人送出，受者直到一九七四年才收到，整整隔了十年。
谢稚柳还为此赋上七律一首，结句是：“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
遒训五义：迫也，尽也，聚也，固也，劲也。
不管做何解，无非都是去日无多，而苦头却还没有吃够的意思。
一九七八年，张大千托人带了一幅山水送他。
那是在张大千手辟混沌，泼墨作画已能得心应手以后，赠画之意，有衰年犹开新境，足以告慰故人的深情在内。
谢稚柳后来在香港由画及人，推崇张大千说：“泼彩，是张大千发明的。
古有泼画，今有泼彩，张大千的泼彩，有很深的传统渊源。
中国当代画家，张大千数第一。”
谢稚柳到香港讲学是在两年前，张大千自摩耶山庄又托人带了一幅画给他。
据谢稚柳自己说，这幅画是《落花游鱼图》。
画中是不是有劝谢稚柳掉尾远游之意，不得而知。
不过谢稚柳有几句话，倒是深见交情，他说：“我也希望张大千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大陆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倾向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他肯定吃不消。
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
他不擅说话，更不擅做大报告。”
不愧知人之言。
而虽在香港，敢说得这样直率，谢稚柳亦自有其可敬之处。
张大千去世后，谢稚柳写了一篇悼念的文章，登在第一一五期的《大成杂志》上，题目是《巴山池上雨，相见已无期》，其中论张大千的艺事，是相当权威的。
他说：“大千写石涛，可以乱真，但不仅是乱真石涛，而又发展了石涛。”
与我的看法完全相同。
关于张大千的画风，照谢稚柳的见解，可分为三个时期。
他说：“张大千尽管以师承石涛著称，事实上他所能的已何止石涛一家。
渐江、石溪、八大、四王以外的各个画派，他无所不能，也无不可以乱真。
这些画派的作品，在他历次的画展中，都能见得到。
他的画笔可谓集众长于一手。
丰富的生活，多方的借鉴，加上他自己的情性，形成了他独特的风貌。
平素作品，一年之中，不敢说千幅，几百幅也总是有的，下笔迅疾，顷刻满纸。
他的性情豪放，但对于艺术的探求，却是精细而深刻。
这是他前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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