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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对起誓，反对洗礼和圣餐，也没有等级结构划分，刻意避免在内部涌现居于领导地位的神职人员，例如牧师或主教。
聚会一般会在沉默中开始，只要愿意，任何一位聚会者都可以自由发言。
美国成立之前，贵格会曾经试图在北美殖民地打造一个乌托邦。
然而，他们的宗教情感以及让其服务于世俗世界的强烈愿望与现实格格不入。
最终，他们慢慢退出了议会。
不过，他们在社会福利事务方面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1887年，美国贵格教会派遣第一位传教士雅司特·巴特（EstherH.Butler）来华，在江苏南京（1890年）和六合（1898年）工作。
英国贵格会曾经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三台等地工作。
贵格教会对道德和理想的追求近乎疯狂，他们甚至以受压迫为荣。
贵格会教徒来到北美大陆后，恶劣的生存环境加深了他们对信仰的执著，也更加极端。
当罗德岛殖民地当局对其平等对待时，他们便决定离开，去寻找一个需要普及“人人平等”
的地方。
19世纪的中国，贵格教派去对了。
但传教的效果之差，似乎又让最狂热的贵格教徒沮丧。
Riffraff下层阶级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下层社会关怀的并非义理，而是实利与技艺。
这也是市井之人比士绅更容易接纳洋器、西学的原因之一。
晚清进入中国的外国人迅速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手工工人不仅观念上比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工人更容易接受机器生产，而且他们过去所受本地手工业的综合训练，使之更能适应各种细致复杂的工作。
在晚清时代的上海，最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商人，在西方人事业中做文职及其周围的下层民间文人，因生计活动所需而接受外语、西学，成为最早掌握并运用外语、西学的社会群体。
接受西学的文人，一般也属于士人边缘群体的下层民间文人。
直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学渐盛，这种状况也未改变。
19世纪90年代初，《申报》提及：“通商以来五十年于兹，市井佻达之徒多能习其文字、操其语言。”
所谓“市井佻达之徒”
，即指这些以往处于社会下层、自谋生计而被士人所鄙的商贾及下层文人。
这一特点使新知识世界与旧知识世界从社会阶层上俨然二分，两个知识世界的消长交替，也牵扯着其代表阶层的角力与冲突。
新知识的命运，与作为其社会主体的新知识群体的命运紧密相连。
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靠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耕织并举、衣食自足，属于一种家庭经济形态。
一般农家男耕女织自然分工，从种植棉花，到收获以后加工成衣的全部工序，几乎全都由家庭成员完成。
家家都有纺车，一家或几家合有一部织机，农闲季节或平常在家的妇女，用自家的纺车纺线，用自家或合用的织机织布，再亲手缝制成全家所需的各种冬夏衣装。
西方人记述说，农民“在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之后，或在雨季不能进行户外劳动时，他就动员他的家庭成员纺纱或织布。
总之，在一年中，空闲的时间里，都从事这种形式的家内手工业”
。
史密斯教士也记载说：“中国的妇女总是在纳鞋底，或者纺棉花，在闲谈时也一样，从不偷懒。”
清廷明确规定，不能自由着装，“官民士庶各依等级身份的定制穿用，不许逾制”
。
顺治初年，士庶百姓的衣柜里，净是绸、绢、纺、丝、纱，而大缎、彭缎、洋缎属于禁品，老百姓尤其不许在服装上用缎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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