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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令升了裴聿八级。
裴聿回到隆州后一个劲儿叹息：“我真是命薄啊。
若是说挨了九板，就可以进入五品了。”
按照这样的原则，段芝贵的巡抚梦很快就要实现了。
此时，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控制。
1907年3月18日，汪康年在北京出版了他名下的第五份报纸——《京报》。
《京报》为日刊，为吸引读者、方便读者阅读，汪康年大胆创新，不用普通报纸的篇幅，而采用小页张，以利于读者浏览。
办报资金一部分来自政府官员，但仅是私人身份的赞助。
《京报》坚持不受任何外来势力干扰。
汪康年在《发刊献言》中明确揭示了办报目的：“处今之时，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
由此看出，汪康年直言不讳，《京报》理应承担起社会监督的责任，褒贬时政，抨击现实。
所以，问世后的《京报》，面对日益高涨的立宪运动，刊发了一系列议论，阐明立宪的益处和方法步骤，为当时代表进步的立宪运动摇旗呐喊。
汪康年一生创办的六份报刊都没有官方的拨款，一直坚持“商款商办、民间办报”
的方针。
他认为，这样能最大限度避免因为经济的不独立带来的言论不自由。
他参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时务报》的创办经费除了强学会的余款，其他全部来自捐款。
而捐款不算股份，这就避免了某些人以报谋利的想法。
汪康年特别看重报社的经济背景。
1901年，英敛之为即将开办的《大公报》寻主笔，汪康年本有意加盟，但他听说《大公报》有洋资股份，愤而放弃。
1908年，《中外日报》揭发江苏新兵捉赌枪毙平民及南京军政警政之腐败，激怒了两江总督端方，苏松太道蔡乃煌兴师问罪，他想与报馆约法三章：一、承认先前所登论说实系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讥评南北洋之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之处，必须事先将稿子交给他看。
结果，汪康年对此回答：“此腕可断，此稿不能照缮也。”
骨头之硬，令人敬佩。
当然，大环境助长了汪康年的气势。
清朝最后十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
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期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俄国。
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
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
。
国内报纸也强调了这一特点，认为日本作为小国能击败强大的俄国，完全是因为“立宪能战胜于专制”
。
于是，“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
当时，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自然，中国报人认为，宪政之所以称为宪政，是和封建人治决裂的。
杨翠喜案，就是对伪立宪的清政府一次重大打击。
“褒贬时政，抨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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