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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中法战争后，广州《广报》诞生。
版式和港报很像，均为正体直排。
至于刊登的内容，主要是“上谕”
、“宫门抄”
，等等，新闻记事喜欢用四字题目放在其上，记载很简单，排版也很粗陋。
这份《广报》出版数年，本来给大众带来了一些必要了解的新闻，但因其刊登了某大员被弹劾一事，突然被广州官府查禁。
还好报馆职员及时逃走，不然将面临牢狱之灾。
《广报》被封后，官绅士子中流行一种“京抄”
，借以传递消息。
后来《中西报》在广州沙面发行，该报不想蹈《广报》之覆辙，开业不久就搬迁到沙面租界，在外国人的势力下，后乔迁至朝天街。
劳亦渔、武子韬、陶檀庵等名家都在这份报纸上写文章，报纸很畅销。
1895年，孙中山、杨衢云等计划在广州起义，其时为《中西报》最风行的时代。
1903年正月，洪全福、梁慕光等在广州发难，行事不密，计划完全失败。
《岭海报》在政府立场上发表文章，指出革命排满实为大逆不道，结果香港《中国日报》发文批驳，双方笔战逾月。
《岭海报》执笔者为胡汉民长兄胡衍鹗，《中国日报》执笔为陈诗仲、黄世仲，两报交锋，也算是革命、扶满两派势力的第一次笔战。
之后，香港《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商报》、《有所谓报》等先后出版。
除《商报》属保皇党机关外，其他三报均为革命人士郑贯公组织，阐扬民族主义，对革命的热情不亚于《中国日报》。
一时间，革命派报纸发展迅速，声势大涨。
广州和香港一箭之地，办报纸的境遇却有很大不同。
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强收粤汉铁路，广东的地方士绅在黎国廉带领下奋起抗争，岑派兵把黎国廉抓了起来，关在监狱里。
广州各报噤若寒蝉，只剩下香港各报摇旗呐喊，批评岑春煊攘夺路权。
新出版的《维新报》、《东方报》、《少年报》、《日新报》同一论调，大肆攻击岑春煊违背民意。
岑后来干脆下令禁止港报入口，耳根清净。
1907至1908年间，湘、皖、滇、赣、粤、桂各省革命军陆续举事，全国震动。
1910年前后，广州又增加了多家新报纸，其论调仍是鼓吹革命，仇视清廷。
邓悲观主持《国民报》，潘达微、邓慕韩创办《平民报》，陈耿夫、李孟哲出版了《人权报》，卢谔生刊行《军国民报》，陈炯明扶持《可报》……香港、汕头等地出炉的新报纸，也多与革命党人有关。
这些报纸对于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及孚琦、李准、凤山之被刺记载周详，非但不同情死于暴力的满洲官员，反而对革命党人赞扬备至。
武昌首义后，清军将领张鸣岐、龙济光、李准本来还准备负隅顽抗，此时各地报纸纷纷谣传“京陷帝崩”
，广州全境欢声雷动。
张鸣岐知人心已失，无可挽救，便仓皇出走，龙、李只好投降。
时人评论，广州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报纸的力量不可小视。
但要说广州“不流血”
而获光复，其实与事实不符。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孙中山感叹“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
推翻一个全国性政权，发起由下至上的革命，革命者怎可能“不流血”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比赛，最终的结果是革命者经年累月的流血，换来了王室最终希望自己不流血，和平走下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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