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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仍然和民众摩擦不断。
从1852年开始改建巴黎的市长欧斯曼(GeesHaussmann),把巴黎的老城区道路改得又直又宽。
除了考虑城市景观的要求,还为镇压市民起义提供便利:开进部队很方便,且便于炮击。
欧斯曼本人曾说:“炮弹不知道右转弯。”
年轻的历史学家卡迪(AlexandreCady)认为,欧斯曼的改建破坏了社会的结构,把小工业者、商贩和小业主全都赶到没有公共设施的郊区去了。
在当时的中国,城市规划的概念几乎不存在。
在最为主要的街道上,无须政府下令,当街的商家会各扫门前雪,保持治安和卫生上的整洁。
此外,几乎是自由发展。
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Grant,UlyssesSimpson,曾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环球旅行归来,有人问及旅途中最深刻的事情,他回答说自己所瞩目的最奇特事情是——一个中国小贩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个犹太人逐出了竞争范围。
格兰特没有透露,这是他在何地看到的情况。
大多数外国人通过自己的观察,深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只会考虑吃饭问题,实际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而不愿对官僚说三道四。
法国入华遣使会会士赫克(EvaristeRégisHuc)回忆说,1851年道光帝驾崩时,他在一家客栈饮茶。
这时,他想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争论,看看人们究竟如何看待道光帝的三个儿子。
结果人们听到这话题后,没有任何反应,继续抽烟喝茶。
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走过来,像父亲一样说,大臣拿钱做这事情,我们何苦劳神呢,然后说,茶凉了,烟也要添了。
这种“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的态度,震惊了西方人。
但是,假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待的时间足够长,涉足的地界更多,能了解的中国就会更全面。
中国人的不满和抵抗,最先针对的不是本国政府,而是传教士。
1907年9月,光绪帝发布上谕说,“现值时势多艰,人心浮动”
,“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事起一隅,动关全局”
。
一个月之后,皇帝又像一台留声机一样重复回放了一遍,新的上谕又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
这里说的“乱党”
、“匪徒”
,除了革命党以外,还包括起来自发开展抵抗的民众。
在此之前,光绪对连续不断发生的教案感到“遗憾”
。
他说:“近年来各省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仍复在所不免。”
1905年,广东廉州(今广西合浦)美国人办的教堂被民众焚毁,五名教士被害。
这一年,建立在巴塘(今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法国教堂又被攻陷了。
此后两年里,江西南昌、饶州(鄱阳)、南康,河南西平,福建漳浦,四川开县等地,民众都聚集起来围攻教堂。
民众认为传教士是对自己最大的威胁,饶州的民众以“洪莲会”
的名义,进行各种仇视洋教的活动。
这些人集合起来,跨省进入安徽徽州(今歙县)境内活动。
河南西平有一大帮人树起反对洋教的旗帜,开进嵖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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