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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再次将《租借法案》搬上台面，警告丘吉尔说，如果不服从美国将致使美国国会作出不利反应。
丘吉尔对总统的强硬态度怒不可遏，反驳说：“你拒绝对美国投入到战争的士兵实施英国的肉类配给制，虽然此配给量远远多于工人。
美国士兵对各种肉类的平均食用量比战争前更多，而我们的士兵的食用量却大大减少。”
当这两项经济纠纷难分难解时，美国和英国在另一方面也陷入了激烈的口舌之战——英国在刚解放的希腊对其国内共产党游击队进行军事干预。
丘吉尔担忧苏联向巴尔干半岛推进可能让希腊陷入共产党之手，于是派兵镇压这些游击队——他们在抵抗德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正在积极争夺国家权力。
首相的这一动作在美国引起公开抗议，许多美国媒体和国会成员谴责首相的反动行为，而美国政府也严厉训斥丘吉尔。
华盛顿的反应让英国领导人惊愕不已。
丘吉尔对罗斯福开诚布公地表示自己遭到背叛，说“我一直忠诚地支持你的任何主张”
，但罗斯福操纵的“公开谴责”
行为让他感到“痛心疾首”
。
事实上，许多英国同胞对首相在希腊的行动也感到失望，认为那是反民主行动。
英国下议院党鞭领袖对约翰·科尔维尔说，他首次看到下议院就此事对丘吉尔“勃然大怒，失去耐心”
。
但是英国人对美国的伪善说教更加义愤填膺，因为美国在说教丘吉尔的同时，本身对参与战后欧洲事务意兴索然。
罗斯福在与埃夫里尔·哈里曼的某次交谈中也说过，欧洲问题太过棘手，他想尽可能地远离这些问题。
作为颇具影响力的英国政治与国际事务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言语犀利的社论，表达了英国人对美国的强烈憎恶之情，并在英美两国引发了一阵喧嚣。
“美国的批评令人无法忍受，”
该社论写道，“并非仅仅因为批评本身有失公正，而是因为批评者几乎未做任何努力就获得了优越权……当一个民族艰苦卓绝地度过六年灯火管制、封锁和轰炸，以及经历苦不堪言的排队、配给和寒冷时，他们对此已然痛不堪忍——而批评却来自在不列颠之战期间实施现购自运的另一个国家，且战争期间的消费一直居高不下……因此这样的批评令人无法忍受。”
这篇社论的作者是年轻的经济学者芭芭拉·沃德（BarbaraWard），后来因其发表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文章而享誉全球。
她说，英国必须放弃“在丘吉尔先生的命令下，屈尊和谦卑地奉行着的绥靖政策”
。
沃德的社论赢得了英国上下一致赞同。
“我们不介意美国的合理说教，”
《约克郡邮报》写道，“但我们想知道未来在维护和平上，我们到底能指望他们多少……他们轻巧地要求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他们想做什么呢？”
虽然许多美国人反对《经济学人》刊登的这篇社论，但一些杰出的美国人也承认它有理有据。
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Fulbright）说，在美国表明为创建世界新秩序分担责任的诚意前，“我们的盟国有理由表示怀疑”
。
在黑海疗养胜地雅尔塔召开的战时第二次且最后一次三巨头首脑会议上，战后世界格局是最主要的议题。
丘吉尔和罗斯福提议在对他们而言地理位置更方便的地点召开会议，但再次遭到斯大林的拒绝。
这两位西方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比在14个月前德黑兰会议期间更糟糕，雅尔塔之旅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了巨大负担。
德黑兰会议后，两国领导人严重患病。
由于罗斯福仍受1944年初所感染的严重流感的影响，医生为他检查时发现，他还患有一些危及生命的疾病，包括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重度高血压。
由于长期头痛和疲劳，他似乎变得越来越孤僻、易怒，对周围的一切不感兴趣，包括第三次成功连任总统。
他的一位助理说：“他看起来漠不关心。”
在某次与罗斯福会面后，副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Truman）对一位助理说：“他的身体状况处于崩溃边缘。”
在去黑海的途中，罗斯福、丘吉尔以及他们的助理在马耳他岛上短暂会面。
自英国官员上次见到总统后，总统的身体又出现严重亏损，他们对此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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