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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信心十足，觉得自己会被无罪释放。
我认为他的乐观合乎情理。”
塞尔顿·沃克说有很多法律手段可以使布罗德菲尔德免于牢狱之灾，或使判决在上诉中被推翻。
我懒得去听，趁他稍稍放慢语速，向他道谢，说了声再见。
我在红焰餐厅旁停下来，进去喝咖啡，心里琢磨着布罗德菲尔德的留言。
布罗德菲尔德的建议大错特错，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才明白个中因由。
布罗德菲尔德没有跳脱警察式思维。
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花了多年时间学习像警察一样思考，很难立即调整过来。
很多时候，我自己仍然像警察一样考虑问题，不做警察数年之久，仍然改不掉旧思维习惯。
从警察的角度来看，以布罗德菲尔德想要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非常明智的。
务必要紧抓确实的数据，用回溯法开展工作，追踪每一条可能的途径，直到找出报凶杀案的人是谁。
很可能打电话报案者就是凶手。
即使报案者不是凶手，也可能看到了什么。
即使报案者没看到什么，别人也会看到。
也许有人看到波西亚·卡尔在死亡当晚进入巴罗街的大楼。
她不是一个人进去的。
有人看见她和那个后来杀害她的人手挽手走在一起。
警察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处理案情的。
警察部门同时兼具两个优势，能够保证这样的调查顺利进行下去，即人力和权力，两者缺一不可。
一个人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
单枪匹马，甚至连一个说服人们应该向他开口的初级联邦调查局特工徽章都没有，一开头就会碰壁。
更何况，警方一开始就不愿与他配合。
更何况，警方反对一切可能使布罗德菲尔德逃脱电椅的调查。
所以我必须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不可能得到警方认可的方式。
我必须找出是谁杀了她，进而找出事实来支持我已有的谋划。
但首先我得找个人。
肯尼说他是个小块头，矮个，身板单薄，两腮深陷，额头巨大，下巴短得令人惊骇，蓄着山羊胡，上唇没留胡子，戴一副宽边角框眼镜……
我顺道去阿姆斯特朗酒吧看看。
他不在那儿，那天早上还没来。
我本想喝一杯，但后来断定即使不喝也能对付道格拉斯·福尔曼。
只是我没有逮到机会。
我走到福尔曼住的分租公寓，按响门铃，应答的还是那个邋遢女人。
她可能一直穿着同样的长袍和拖鞋。
她又一次告诉我已经客满，建议我去沿街的第三扇门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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