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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伦理及由伦理所产生经济关系的开端均为传统主义，即传统的神圣性，换言之，即由祖先所传下来的行为与经济模式。
直至今日，传统主义依然根深蒂固。
对上一代而言，如果想要一位西里西亚农业工人承包割草的工作而增加其二倍的工钱，诱使其更加努力，那是不可能的：他只会减少其一半的劳动量，因为他的一半劳动量就能获得二倍以上的工资。
不愿且不能离开已习惯的轨道，此为保持传统的普遍原因。
然而，原始的传统主义可因两种情形而变本加厉。
第一，物质上的利害与传统的固执相结合。
例如中国，如变更一定的搬运道路或采取合理的搬运手段时，将威胁到某些官员的利益。
西方在中世纪与近代铺设铁路时，亦有此类现象。
这些官吏、地主、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阻碍向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有更强烈影响的为因迷信而产生的商业刻板化。
由于害怕不吉利，故不愿在传统习惯的处世方法上发生任何变化。
在这种反对中虽然藏有若干人的经济利益，但反对是否有效仍须视迷信的程度而定。
盈利冲动本身并未打破此等传统的障碍，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特征在于比其他时期受更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的观念是幼稚的。
近代资本主义较东方的商人并不具有更强烈的盈利冲动。
没有任何束缚的盈利冲动，无法产生经济上的合理结果，如科尔特斯（Cortez）和皮萨罗（Pizarro）等，他们也许是无限制盈利冲动的最有力代表，却没有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
假使经济冲动本身是普遍的，那么将会出现此问题：在何种情形下，能将盈利冲动加以合法化或合理地创造出资本主义企业性质的制度呢？
开始时，对于盈利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对内有传统的束缚，即在因宗教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群中不进行无限制的盈利，受部落、氏族及家族关系所束缚，此即对内道德；对外视一切他国人为敌人，完全不适用伦理的限制，盈利冲动绝对无限制地发挥，此即对外道德。
在传统团体内部亦须算计，古旧的敬神关系被分解时乃出现新的发展。
经营责任制在家族共同体内一旦确立，经济关系将不再具有完全的共产主义性质，单纯的敬神及盈利冲动上的障碍即被排除。
此种发展尤为西方的特征。
在对内经济上实行盈利主义时，亦调整了无限制地追求利益。
结果形成了有节制的经济生活，经济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
详细地说，其发展过程是各异的。
在巴比伦与中国，对于共产主义经济或组合经济的氏族以外的盈利冲动，并无任何客观上的限制，然而未发展出近代的资本主义。
在印度，盈利的限制仅适用于婆罗门与刹帝利两个阶层。
婆罗门因身份高贵，故虽能做饮食店的主人，但若放贷收息时，则与刹帝利一样，将被降低身份。
不过商人阶级则许可其如此，且在印度的商人阶级中，我们发现其在商业上的狡诈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无法匹敌的。
在古代，只有法定利率的限制，保护卖主的条文乃表示罗马的经济伦理特征。
然而在此，近代资本主义亦未曾得以发展。
于是发生可作为结论的如下之特殊事实，即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东方及古代经济的理论不同，公开实行于反资本的经济理论之领域中。
教会之经济道德态度可在由阿里乌斯教传来的对商人之见解中：“商人始终不会赢得神的欢心。”
至15世纪时，此条文依然存在。
之后，佛罗伦萨因经济关系变迁的压力，一般人逐渐开始为调整这个条文而进行努力。
一切反对资本主义趋势的天主教伦理与路德派伦理，本质上均基于对资本主义内部之非人格化关系的厌恶。
此非人格化关系可将世间某些事情置于教会及其势力范围的影响之外，根据它们的伦理观念进行改造。
在伦理上，领主与奴隶的关系可受道德准则的直接管束；然而抵押权者与作抵押品的财物间的关系，或证券与背书人的关系之伦理化，则并非不可能的，但亦为非常困难的。
由此所产生的教会意见之结论，基于公平价格的原则，禁止价格过高、讨价还价及自由竞争之中世纪经济伦理，确保所有人生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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