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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级之资本主义完全以国家及政治机会为目标，换言之，即以公地或征服地及领地之赁租，以及对政治家及战争之融资活动为目标。
尽管它必须考虑官僚贵族的持续反抗，但有时对罗马之政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古代及中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间的差异——后者已开始以市场机会为目标——对城市失去自由权后的发展亦有影响。
于此，古代的发展与中世纪及近代的发展之间亦有根本性的差异。
在古代，城市的自由因官僚组织之世界帝国的形成而被彻底清除，在新国家内已无政治资本主义立足之地。
最初国王曾依赖骑士阶级的金融资本，但我们看到他逐渐把骑士阶级排除在承办租税之外，把他们排除在有利的财源之外，使得国王逐渐脱离依赖的关系，这正与埃及国王使国家的政治与军事需要脱离资本权力而独立、使租税承收人变为收税官吏如出一辙。
在罗马帝国时代，各处均因世袭继承的专有领地之借贷而日益衰颓。
基于国家经济的需要，竞争性契约制渐为贡献制度与臣民徭役所代替。
居民按职业分成各阶层，国家需要此等新成立的职业阶级承担连带责任。
此种发展导致古代资本主义的灭亡。
征募的军队取代了雇佣军，而船舶由强制服役所供给。
任何有剩余粮食的地区均将所有收成视各城市的需要而分配，不得进行私人贸易。
道路建设的义务及一切比较重要的负担，大抵由世袭的被拘束于土地或职业的特定阶层来负担。
最后，罗马的城市团体以财产的理由向市长要求富裕的市议员回馈城市，正如村落团体向村落会议要求在外的富裕村民回馈村落一样，因为住民对国家之纳贡及服役负有连带责任。
这种服役遵循着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原籍制而建立，即臣民强制的义务，只在原籍共同体内实行。
此种制度形成以后，资本主义获取政治利益的机会便断绝了。
在以强制纳税为基础的罗马帝国末期，资本主义已毫无容身之处，像以强制劳役为基础的埃及一样。
近代城市的命运与此完全不同，它的自治权也逐渐被剥夺。
17、18世纪的英国城市是只有金融及社会阶级意义的行会集团。
同时代的德国城市，除皇家城市外，均为地方城市，不过是一种地理单位而已，一切权利皆由上级赋予。
此种发展在法国城市中亦早已出现。
西班牙城市被查理五世在公社起义中破坏。
意大利城市则落于贵族之手。
俄国城市普遍尚未获得西欧城市所具有的自由。
每个城市的军事权、司法权、工业权都被剥夺。
在此情形中，形式上原来的权力虽无变化，但近代城市与古代罗马统治权的确立完全一样，彻底夺走了现代城市的自由，所不同的是近代城市常落入在战争中取得权力的民族国家的掌握中。
此种竞争为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大的机会。
各国均须为流通自由的资本而竞争，而此资本则为国家获得权力的前提。
国家迫于需要与资本结合，乃产生现代意义上资产阶级的民族市民阶级。
因此，狭隘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机会。
只要此种民族国家未让位于世界帝国，资本主义亦将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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