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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业立法的本来目的在于保护及维持农民，则奥地利的农业立法，对于赎还这一点，可以说有了理想的成就。
无论如何，总要胜过普鲁士所实行的方法，因为奥地利的统治者，特别是查理六世及玛丽亚·特蕾莎，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至于腓特烈大帝，他的父亲曾说他不懂得怎样去解除租契和惩罚佃户。
）
在奥地利，除了自由农民占多数的蒂罗尔以外，世袭的臣属关系与地主贵族并存。
将农民当作劳动力使用的领地经营，遍布于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及下奥地利地区，其他地方多实行地租庄园制度。
在匈牙利，租佃关系与徭役经营是混合的。
人格上的不自由，以加利西亚与匈牙利为最。
“乡农”
与“自营地农”
之间有所区别：前者有纳贡的义务，被登记在地籍簿上；后者居住在领主的圃舍地，但没有纳贡的义务。
“乡农”
的地位，一部分较为有利，他们与“自营地农”
相同，亦可分为可代替的与不可代替的两种。
不可代替的“乡农”
之所有地，是可以取消的，相反，可代替的“乡农”
则有继承权。
自17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就开始入侵这种农业制度，故在利奥波德一世时，国家开始干涉，先以土地强制性登记的形式进行纯财政上的干涉，这种强制性登记的作用，在于确定可征税的土地究竟有多少。
这个方案既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当局于是实行“特许徭役”
制度（1680年至1738年），其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规定一个农民所能承受的最大工作量。
不过农民土地被没收还是有可能的，于是玛丽亚·特蕾莎女王实行了租税“修正”
制度，使得领主对于被没收土地的农民的租税负责。
这种办法仍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因此在1750年女王直接干涉夺取农民土地的行为，可是依旧没有任何关键性的成果。
1770年至1771年，女王颁布了土地全面登记制度，强制庄园建立土地账簿，以书面形式最终对农民的所有地及其所承担的义务进行了规定。
同时，准许农民拥有折偿义务的权利，因而获得了世袭的占有权。
这种方案，在匈牙利虽然不久后就失败了，但在奥地利却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它代表着维持现有农民人数的努力，在农业资本主义扩张的背景下保护农民，不是为了破坏传统的农业制度。
农民虽然应当受到保护，但贵族的地位亦需要维持。
在约瑟夫二世时，立法开始带有革命性质。
他首先废除了农奴制度，并保证此方案中，应当包含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结婚自由以及取消仆婢强制服役制。
他对于农民，原则上认为其土地私有，1789年的租税及土地隶属关系整理法，更断然实行新的制度。
赋役及纳贡均改用确定的货币支付，使庄园制度中向来所通行的赋役经济及自然经济告终。
以后领主对于国家，亦须用金钱纳贡。
但这种想要一举成为租税国家的企图，仍然失败了。
农民无法从农业生产中获得足够多的收益来支付金钱上的纳贡，而领主的经济从根本上被搅乱了，于是引**动，使皇帝不得不撤回其大部分的改革方案。
直到1848年革命之后，农民的全部负担才被废除，一部分是以有偿的方式赎买，另一部分则无须任何补偿。
就有偿部分的赎买而言，奥地利曾实行过极轻的服役课税，之后又创设信用机关，以保证赔偿方面的履行。
这种立法，可以说是玛丽亚·特蕾莎及约瑟夫二世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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