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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表明，农民及农业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解放和迁移自由，土地也从农民的耕地共同团体及领主的权力束缚中解放了，在另一方面，领主土地亦从保护农民而来的农民权利中获得解放。
瓦解的形式，或者是农民失去其所有，即农民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例如英国、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及西里西亚等地）；或者是领主失去其土地，农民则有土地而自由了（如法国、德国西南部及其他地租庄园制度存在的地方，都是如此；又如俄罗斯人侵入后的波兰之大部分地方亦如此）；此外，亦可由于妥协，农民仅获得土地的一部分而自由。
最后这种形式发生于劳动组织已成立、不能遽然以其他形式来代替庄园农业制度的地方。
例如普鲁士非常贫穷，不能用工薪制职员来代替领主，因此不得不依赖他们。
庄园农业制度的崩坏，也使得领主的家长裁判权及领主的特权被废止。
此外，领地在政治上及宗教上的土地束缚亦被废止。
在宗教上的土地束缚被废止，可有下面的意义，即适用于教会所有地（例如在巴伐利亚）的清理法，世袭财产制的废止或限制，以及领主所有地的财政特权、免税权及其他政治权力的废止，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经租税立法后所实行的。
在此可产生种种问题：领主与农民，究竟谁被剥夺其所有，倘使是后者，则是否有土地。
庄园制度崩坏的根源在庄园制度的内部，主要是经济性质的。
直接的原因是领主与农民的贩卖机会及对贩卖的关心，以及由于货币经济的农产品市场不断扩大。
但仅有这些原因，未必会使庄园制度崩坏，而且即使崩坏，亦会给领主带来好处。
领主可夺去农民的所有，并利用没收的土地来进行大规模经营。
因此必有其他的利害关系从外部加入，即新产生的城市市民阶级的市场利害关系。
市民阶级希望看到庄园制度的衰退及崩坏，因为庄园制度限制了他们发展市场的机会。
城市及城市经济政策与庄园制度的对立，并不在于一方是自然经济，另一方则为货币经济。
庄园制度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市场而生产，倘使市场的贩卖可能性失去，则领主也将无法向农民征收货币租金。
不过庄园制度，仅从农民的服务及纳贡的事实而言，已成为农村人口购买力的一种障碍，因为庄园制度使农民不能将其全部的劳动力贡献于市场的生产，所以妨碍了购买力的增进。
因此，城市市民阶级的利益与领地支配者的利益形成了敌对的状态。
此外，再加上正在发展的资本需要自由劳动市场，最初的纯资本主义的实业，既然想避开同业组织，就不能不利用农村的劳动力，可是庄园制度却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利用的障碍。
新的资本家取得土地的野心，亦使其与庄园制度相对立，因为资产阶级愿意将新获得的资产投资于土地，以成为土地所有者在身份上的特权阶级，故要求将土地从封领团体中解放出来。
最后，国家因为财政上的利害关系，亦希望庄园制度崩坏，这样可以增进乡村方面的租税负担能力。
以上是庄园制度崩坏的种种可能性。
但若分开来看，则庄园制度的崩坏有多种形式。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时，封建制度已被废止，且已实行土地私有制。
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是建立在封领地的军队上，而是建立在以臣民的纳贡来维持的祖传的军队之上。
后世孔子学派的先驱，即中国的人本主义者，都站在帝制一方，有过与欧洲方面相同的提供理论根据的作用。
此后中国财政政策的变化次数多到不胜枚举。
这些变化在两个极端间摇摆不定，就是对于租税国家与徭役国家之间的选择不同。
前者对于军队或公务人员，由租税支付其俸给，而将臣民作为此租税的源泉；后者则将臣民作为徭役的源泉，使特定的阶级承担实物纳贡的义务，以满足其需要。
如戴克里先时代的罗马，因为要达到其目的，特意组织强制的共同团体，就是后者之例。
一种政策在于使臣民有形式上的自由，另一种政策在于使人民成为国家的奴隶。
中国的统治者使用其奴隶，正和欧洲的庄园领主将其所属者当作劳动力而不当作收益的源泉时情况类似。
在第二种情形下，私有财产制是没有的，产生了对于土地的义务、土地的束缚以及重新分配的问题。
在中国，这种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是18世纪初以来国家的徭役原则之废止，成为租税国家，以取纳贡为主，不过还存有一些不大重要的公用徭役之痕迹。
这种纳贡多被官吏中饱私囊，因为他们进贡给朝廷的数额是确定的，对于农民却进行无休止的强制征收。
不过，中国官吏不能不获得农民的同意，因为氏族的力量是极大的，其结果就使农民有了显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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