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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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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
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会排外。
因为中国文明如果具有排外的因子，那么所谓的中国文明至今应该还在黄河中下游某一个地方徘徊。
从历史主义观点看，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一切异质文明因子都会被中国文明接纳、重组与吸收，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渐渐成为不可须臾再离开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固有本性。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文明曾经在历史上包容、吸纳了本土的异质文明因子，比如周边族群的“胡文明因素”
，也曾接纳域外文明印度佛教。
更厉害的是，经过八百年磨合，到了唐末宋初，原本纯粹的印度佛教文明，竟然完成了“中国化”
改造，竟然衍生出一个“中国佛教”
，竟然有了一个与印度佛教关联并不太大的禅宗。
凡此，都是中国文明的奇迹，也是中国文明不会排外的证明。
中国文明排外还是后来的事情，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明也没有排斥西方文明。
假如我们回望过去两千年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可以看到中西之间的交往，可能远超出我们后来的想象。
秦汉帝国已经与西方往来，后来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到了纯粹西方的边缘地带。
至于元朝，尽管与唐朝一样，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但在中国的历史序列中，我们并不会排斥元朝，甚至以为元朝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元朝的征战固然给东西方带来一些灾难，但中西文明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过一次为时不短的正面接触。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有一种被欺凌、受伤害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课题。
大致上说，应该归咎于满族人的统治。
满族人入主中原的时候，毕竟面临着汉化、西化双重压力，满汉之间的心理纠结几乎始终困扰着满汉这两个大的族群。
清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内部原因而没有延续明朝中晚期与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历史。
而清朝的早中期，也就是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正是人类历史发生突飞猛进变化的时期，中国在满族人的统治下闭关锁国断断续续不过一百多年，当中国再度面对西方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已经不是原来的西方了，中国与西方从原来的异质文明变成了两个时代的文明。
中国文明还是一个纯正的农业文明形态，而西方文明已经在这两个世纪变成了工业的、商业的，也即近代的文明。
两个时代的异质文明并不构成交往的滞碍，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准确地说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中国肯定会经过一场阵痛，但中国必然会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定能够像几百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重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然而，历史没有办法复盘。
聪明绝顶的乾隆皇帝就是不愿接纳西方，不同意与西方——其实那时也就是英国——构建一个与“朝贡贸易体制”
不一样的近代国家关系，不同意让“红毛番”
进驻北京，不愿意与西洋人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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