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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失误不是使中国继续自外于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国问题越到后来越复杂。
中西之间不能构建和平的近代国家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重回铜墙铁壁的桃花源，中国事实上始终就没有完全终止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终存在，非法的贸易更是朝野皆知，甚至自得其乐，自以为聪明。
非法贸易让中国错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中国没有办法接续明代中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
走上一个新的时代，更没有办法完成产业转型、市场开发，没有办法打破“四民社会”
，重组社会结构。
中国在被动中日趋被动，特别是贸易失衡之后的鸦片贸易，不仅将人工营造的“康乾盛世”
打回原形，而且使中国人在那个时候渐渐有了一种被欺凌的感受。
如果我们仔细体会林则徐1839年的言论，就应该承认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并不是鲁莽，也不是不懂贸易规则、不懂世界，而是一种忍无可忍的抗争。
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如果以胜利结束，相信中国或许能够从头开始，接纳西方，重构中西关系。
或者，林则徐如果能像蒋廷黻的另外一种设想，彻底被打败，一败涂地，中国在那个时候或许就会猛醒，就会变革，就像二十年之后中国所走的路。
无奈，中国在经历了两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签署了一个《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中国又回到宁静的农业文明形态中去了。
到了1860年，中国再一次被英法打败，中国与英、法、美、俄等大国相继签署了《北京条约》，中国终于醒悟，终于迈出了走上世界的步伐。
中国人的活力，中国文明的接纳力量，都是不可思议的强大，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如果从1911年回望1860年，中国的变化就是不可思议，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架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但中国的天、中国的地，都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中国从传统走到了现代，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已经接纳了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个全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时的中国人终于实现了“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的梦想。
直至此时，中国人的历史叙事还没有那么多的抱怨，没有怨妇式的唠叨，即便再过十几年，到了“五四”
前后，我们去读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左、中、右各派学者的论述，他们在回望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时并没有抱怨西方，并不认为外部因素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然而不幸的是，20世纪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思潮在那个时代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中国渐渐地改变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
被侵略、被欺凌的话语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叙事的主流，中国人的心理渐渐被蒙上了一道从来没有过的阴影。
中国文明是一个包容的体系，一百多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文明的大度。
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不应该让历史虚无主义继续笼罩，我们应该更多地参照近代西方的历史叙事，重构或者说修正、补充我们过往的历史叙事。
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我饶有兴趣地翻阅了这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这部取材于《伦敦新闻画报》的大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提供了中国留存文献中漏记、误记的内容，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去论述和讨论。
二十多年前，近代中国史学界受益于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
“冲击——反应”
“传统——现代”
模式，开始从中国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
今天，我们应该注意“在西方发现历史”
，应该从西方的记录中寻找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另一种记录。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竭诚向各位推荐沈弘先生用数年时间精心编译的这部巨著。
马勇，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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