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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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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在它问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被道学家视作**书。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红楼梦》的命意时，“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见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一部书，读者毫无歧异，不一定就是好书。
相反，你说你的，我道我的，观点牴牾，形同水火，不一定就是坏书。
《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不朽著作，甚至有读者为看法相悖，争议不下，最后到挥拳相向的事件发生。
任何作品，因读者见仁见智，品味不同，读后感也很难一致。
这就是苏轼诗《题西林壁》所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局限了。
每个人从这座宝山走出来，都有所得，因为各自所得不同，于是就有观感上的差异。
其中“道学家看见**”
，最令人头疼，曹雪芹死了，他不头疼，但活着的作家和读者，却因这些捍卫纯洁精神世界的穿马褂、踱方步的道学先生，而坐卧不安。
在中国，无论是活着的道学家，还是死去的道学家，除极少数为真道学外，大部分皆为假道学。
鲁迅先生笔下的“四铭先生”
，就是一位念念不忘用肥皂，咯吱咯吱地将街上乞讨的孝女浑身上下洗一遍的伪君子。
中国的假道学，与西方社会里的神父、牧师、修女、救世军不同，人家有宗教信仰，无论做好事，做坏事，都做得虔诚。
而我们这里的国货教父，狗屁信仰也没有，善是绝对的伪善，恶却是百分百的真恶，总是找别人的麻烦，在惹人不痛快中得到精神的满足，这帮王八蛋，更接近于红灯区里的风化警察，揩妓女的油，要妓女的钱，然后又将妓女关进班房。
这些以道学整人的积极分子，最“革命”
，也最投机；最圣洁，也最性苦闷；最冠冕堂皇，也最男盗女娼，最无耻，也最能做出正经；最卑鄙，也最能装作光明磊落。
他们在《红楼梦》中津津有味地读到了**，然后宣布，这是一部**书。
中国文化的厄运，或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基本上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没完没了。
碰上这类人，你就非倒霉不可，我一辈子躲着他们，但也未能逃脱，因为他们几乎是无所不在的。
不过，道学家虽然看见《红楼梦》书中的**，但曹雪芹倒不怎么在乎，这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我是这样揣度大师的，他伏案北京西郊黄叶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上，只能靠一碗薄粥来写《红楼梦》时，最害怕，最担心，是政治上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他们曹家受政治迫害，到他已经是第三代，惟恐波及到政治漩涡中去，在心理上形成被虐待狂的病态。
如果幸而得到一个**书的结论，他内心窃喜，也说不定的。
因为在中国，写**书是杀不了头的，而关在文字狱里的，大都是不写**书的思想犯。
回过头去看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作家中，有因写作涉及色情而戴帽子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想，曹雪芹愿意风化警察罚他款，也不愿意政治警察找他到茶馆聊天。
康雍乾三代，文字狱吓死人，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砍下脑袋，听话的知识分子，脑袋虽还保留在脖子上，可精神也给阉割得无法雄起。
从此以后，思想**的中国文人，拼命喊万岁，磕头如捣蒜，以求苟活，为第一要紧的事情。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断不了来两句敬服圣上英明、感激皇恩浩**的肉麻语言，也有一点**之嫌，不过，我们可以理解。
他不议时弊，不谈国是，不论当道，不贬朝臣，尽可能的远离政治，尽可能谈情说爱，风花雪月，也是他狡猾的为文之道。
要不然，权相和珅将这部地下流通的书，教人抄了，送呈乾隆御览，若是内中有什么含沙射影、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岂不是讨大逆的罪名吗？和珅不那么傻。
这就是曹雪芹的聪明，我就让你往**书上看。
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出道学家、出伪君子的时代，他们之所以适宜生存，而且如鱼得水般的快活，就因为数千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吃人礼教，给了他们这种以道德的名义来审判你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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