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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就是20世纪最初的希望之光。
虽然现在，咒骂鲁迅是一种时髦，如果，没有希望之光的启蒙，如今这些骂鲁迅的老少爷儿们，还不照样磕头如捣蒜？
我记得，1949年的秋天，到达解放不久的北京，东单还是一片摊贩林立的杂货市，脏乱不堪。
南边的东交民巷，犹可以看到清代这片使馆区后墙上留有向外射击的黑洞洞的枪孔。
那是光绪二十六年，发生在北京城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物证。
后来，翻阅史料，才知道，就在这段墙外，堆满了英勇进攻而牺牲的义和团员的尸骸。
虽然我站在那里，已是劫后五十年的事，但心目中这份国耻记忆，那种被欺凌的屈辱感，并不因时光流逝就能抹平。
然而，我也深感悲哀和不解，那些庄稼汉造反了以后，仍旧要朝老佛爷磕头，然后相信一纸神符、一碗圣水，就可以刀枪不入，扑向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义无返顾。
磕头，把人磕成了傻子，在文学界，至今还有类似的傻子，跪在洋偶像面前，五体投地，膺服备至。
然后，掉转脸来，像《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自以为得了真传似的，吓唬中国老百姓。
他们看不起这位启蒙者，说鲁迅作品里缺少有价值的思想精神，故而在西方世界里，未能产生什么影响。
其实，除了马克思学说弄得中国翻天覆地之外，西方世界里的那些经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思想家，在中国的流传，不也仅局限于相当狭窄的学术圈子里，与老百姓狗屁不相干吗？不过是坐而论道的腐儒空谈，与现实脱节的学术**而已。
所以，别看时下不磕头了，不等于没有傻子。
回头去看，时光荏苒，距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庚子年，已足足一个世纪了。
也许因为世纪交迭的缘故，报纸上出现很多回顾专栏。
有一天，我看到登出来的一帧毛骨悚然的照片，不由得一怔。
背景为前门箭楼，一些耀武扬威的八国联军士兵，正一把扯住好几个光着脊梁、露着臂膀的义和团员的辫子，用大刀屠杀着。
一些被砍下来的头颅，就滚落在不远的地上。
我想，照片上那些跪着的骨瘦如柴的同胞，任人宰杀的一脸麻木，与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所看到的日俄战争纪录影片中被处决的中国人犯的面部表情，应该是相同的。
上上个世纪，积弱的中国所以被列强**，固然弱在国力上，弱在军事上，弱在满清政府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上，其实，某种程度上说，也弱在中国人被封建社会奴化了的心理素质上。
中国人脑袋上的辫子，可以在一个早晨全部剪掉，但心灵上的那根辫子，却根深蒂固，还会在被人一把抓住的时候，流露出既不知何以生、更不知何以死的那种画面上见到过的麻木表情。
所以，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只不过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体制，虽然，从此以后，不再朝活着的人磕头了，但这场革命作用于中国人精神方面的觉醒，还是有赖于稍后几年的五四运动和那场文学革命，一潭死水的古老中国，托天保佑，总算才出现一些变化。
倘无这场启蒙运动，倘无德先生和赛先生，说不定读书人，还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子曰诗云，之乎也哉；还得八股文章，秋闱应试，千里迢迢，上京赶考。
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到最后发疯为止。
如果幸而被胡屠户一巴掌扇好了，那无休无止的磕头生涯，也会磕成一名彻底的侏儒为止。
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中国人明白，磕头如捣蒜的侏儒生涯，不是惟一必须的选择。
于是，二三十年代，体现一个民族精神的中国文学，也有了相应的繁荣。
那时候随便拉出一位作家，与时下红得发紫的文学明星相比，至少识的字多，至少读的书多，至少不下流，不堕落，不那么不要脸，至少认真地做文章，因此，直到今天，他们的作品，仍旧可以作为范本在流通。
房龙在《宽容》里面，对文艺复兴时期贡献新思想的“几个握鹅毛笔的英雄”
所作的评语，“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
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
。
这样的褒扬，用在上世纪初进行民众启蒙教育的精英分子身上，非常合适；用在奠定新文学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人的鲁迅先生身上，更是贴切。
他是那场大清扫中，最为卖力的清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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