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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车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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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
正史中,一般都有《舆服志》章节。
舆,即车,即辇,即轿,即座驾。
什么级别的官,坐什么式样的舆,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在汉代,由于秦末战乱的影响,一匹马值百金,连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来拉御辇,都感到为难,公卿将相出门,就只好坐牛车了。
不过,坐牛车办公的汉帝国,其开疆拓土的气魄,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宏大浩伟的。
由此可见,代步工具的优与劣,和政务业绩是不挂钩的。
我认识一位老干部,不久前他到早先搞土改的老区某偏远县份去了一趟。
回来后告诉我,五六十年代,那小县城里只有两辆吉普车,下乡骑自行车,铃一按,叮叮作响,也很够派头的。
近些年来,仅县级机关五套班子,拥有小轿车四十多部。
但是,他接着补充了一句,那里的工作效率并未因这些车而提高二十多倍,至今尚未脱贫。
然后,大摇其头。
我劝他别上火,风气使之然耳!
这位下乡归来的老同志,当然也是坐车阶层。
他说,我并不是清教徒,并不反对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的改善,适当改善物质条件。
问题是,一辆进口轿车,至少得三四十万,一辆国产轿车,手续证件办全了,也要二十万吧?再加上每辆车的用油、修理,司机的开销,一年下来,又是好几万人民币。
然后问我,这样庞大的财政支出,对于这个还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山城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在这个县里,有时候连教师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你说,他们坐在小汽车里,心情会怎么样?
这个答案,我很难悬拟。
也许,从古至今,车子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就没法排除对于坐乘的关注情结。
明、清两代,没有汽车,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轿,或者,用两人抬的肩舆,作为官员的座驾,鸣锣开道,肃静回避,黄土垫地,净水泼街,也是神气活现,路人侧目。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
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急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当然,历史上也有对于车、轿、辇、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一位。
因为这位皇帝颇有些窥阴癖,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探查民情,有车轿也不用。
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帝王的楷模。
据《明史》载,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例用黄金若干。
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
臣下讨他的好,说,“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
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
第俭约非身先无以率下。
且奢泰之习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带头作用,从《明史·舆服志》里,看到一系列关于乘坐车轿的规定。
“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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